意大利诗人富尔维奥·泰斯蒂在1641年写道：“这是一个士兵的世纪。”但纵观欧洲历史，哪个世纪能逃脱这一描述？在1815年之前，和平几乎是奢侈的例外。

对于这种动辄诉诸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现象，历史学家们将目光投向了近代早期欧洲发生的一场深刻变革——“军事革命”。1955年，迈克尔·罗伯茨在发表演说时首次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他指出，1560年至1660年间战争艺术出现四大变革：首先是“战术革命”，火枪与火炮取代长矛，使得密集步兵方阵让位于线性战术；其次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各国常备军数量在1500年至1700年间增长了十倍；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大胆的战略；最终，所有这些变革对社会产生了空前压力——维持庞大军队的开支、补给与管理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国家机器的强化与转型。

罗伯茨的学说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讨论与修正。批评者指出他忽视了海军发展、低估了攻城战的重要性、夸大了某国改革的独特性。然而，更深远的学术发展在于，学者们将军事革命与国家建构联系起来：为了应对持续战争的需求——建造堡垒、维持舰队、供养并指挥大规模军队——欧洲各国被迫进行深刻的行政、财政和政治改革。这场由军事需求驱动的“政府革命”，被认为是现代中央集权国家诞生的重要催化剂。因此，军事革命不仅仅关乎战场胜负，更关乎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的重塑。

要评判这些渐进式变革是否配得上“革命”之名，跨文明的比较提供了有力的视角。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展现了惊人的相似轨迹。初期，战争多为贵族车阵对决，规模有限；到战国末期，各国动员的步兵军团规模已达十万乃至数十万，总兵力近百万。战术上，贵族战车被大规模征召的步兵和骑兵取代。与欧洲一样，维持与指挥如此庞大的军队，对后勤、管理和资源汲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直接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剧变：世卿世禄的宗法封建制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职业官僚（多受儒家学说影响）管理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战争因此变得更具总体性和决定性，最终，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秦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

秦国“军事革命”与欧洲军事革命之间的平行对应关系清晰可见：军队规模呈现数量级增长，战术发生根本性转变，战争对社会与国家形成反噬与重塑。二者均引发了政治体制的深刻重构，并为大规模疆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然，二者也存在关键差异：秦国的革命催生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帝国体制，而欧洲的军事革命则发生在多国竞争的体系内，并未导向区域统一，却导向了对外殖民扩张。

正是这一差异，引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如果军事革命重塑了欧洲国家，使其战争能力空前增强，那么它如何解释欧洲在公元1500年后突如其来的全球扩张与主宰？本书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优势，是其得以建立第一个全球性帝国的关键。这不是一部全面的战争社会史，而是试图解答：一个在16世纪时看似资源有限、疆域分裂的欧洲，如何将其军事效能转化为全球性的力量投射？

本书的探索始于战场本身。第一章考察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多样的战争方式。火器的普及不仅改变了野战，更引发了“防御革命”——意大利式棱堡的兴起使得攻城战变得异常漫长昂贵。攻防之间的竞赛，是军事革命的核心引擎之一。第二章聚焦西欧“先进”地区，探究军队规模膨胀带来的巨大后勤挑战，以及各国如何发展出征兵、补给、财政和管理的系统来维持战争。这场军备竞赛不仅限于陆地。第三章转向海洋，考察海军技术、战术与组织的演进。欧洲国家将彼此的竞争从大陆延伸到海洋，发展出的远洋舰队成为其向全球投射力量的工具，最初在远洋争夺贸易航线，继而卷入区域冲突。

然而，仅有技术或船只并不足以征服世界。第四章分析欧洲的作战方式如何在其海外遭遇中被应用、适应并最终取得优势。从16世纪的美洲、17世纪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到18世纪的印度和非洲，欧洲人（起初数量极少）通过利用当地矛盾、结盟、引入新的战术与纪律，并不断适应环境，逐渐在许多关键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到18世纪末，仅有东亚的几个中央集权帝国（中国、日本、朝鲜）凭借其自身强大的组织能力，能够暂时抵御西方的直接征服。

最终，由近代早期军事革命所奠定的基础——常备军、海军力量、后勤体系、财政-军事国家——为19世纪的工业时代帝国主义铺平了道路。当蒸汽船、连发步枪和奎宁等新技术出现时，西方已经拥有了一个能够全球部署、持续作战的军事-政治体系。正是从1500年到1800年这三百年的军事变革，使得西方世界得以攫取全球35%的陆地面积，奠定了其全球主导地位的物质与组织基础。随后的工业革命，不过是给这架已经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装上了更强大的新武器。因此，理解近代早期的军事革命，是理解现代世界格局由何而来的一把关键钥匙。

（作者为英国当代地缘政治学家和军事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