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历史学家霍昌·纳哈万迪与法国中东史研究学者伊夫·博马提合作撰写的《伊朗四千年》，是一部关于伊朗历史的通俗著作。两位作者不仅详细讲述了伊朗四千年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深度剖析了伊朗文明的渊源与流变，以及伊朗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志在厘清古代伊朗与现代伊朗之间的关系，从而穿透岁月的迷雾，为我们提供一把理解现代伊朗的钥匙。

伊朗文明的诞生，首先缘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坐落于今天的土耳其、阿拉伯诸国、印度和俄罗斯区域之间的交叉口，既是古丝绸之路的纽带国家，又是今日中东的战略枢纽，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自古即是兵家必争之地。正因如此，古代伊朗是移民的集散地，长期扮演着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政治融合的重要角色，也始终充满了民族的纷争和领土、政治、宗教的动荡。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伊朗这样饱受战争之苦，常常在危难的困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伊朗的故事就像是一部恢弘的史诗，《伊朗四千年》即试图解读这部史诗中所蕴含的多元与差异、辉煌与悲剧，借以让读者看清中东地区的利害关系，进而看清与此相关的世界地缘政治的利害关系。

《伊朗四千年》（伊朗）霍昌·纳哈万迪（法）伊夫·博马提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

远古文明与波斯帝国

从远古时期开始，一些游牧民族就在伊朗落地生根，并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建立了埃兰王国。这是伊朗最早的成熟文明，与相邻的两河流域文明深度交融，创造出伊朗早期的文字和农耕文化，并融合在其后的波斯文明中，使之得到了保留和传承。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前后，雅利安移民的分支米底人占据了伊朗高原，建立米底王国，从而将几个相互联盟或竞争的族群集结在一起，既体现出多元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同时也预示着后世的文明碰撞与冲突。

伊朗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居鲁士凭借着卓越的个人才能统一了伊朗高原，建立起波斯帝国。居鲁士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划时代的大人物，他先后征服了米底、吕底亚、新巴比伦等地，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帝国的主人。与居鲁士大帝的赫赫武功相比，他最被后世铭记的是他的文治，他一生致力于治理一个由各个不同民族和宗教所构成的世界帝国，却从不崇尚武力，而是尽量让这些民族心悦诚服，以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

波斯帝国是在将多元化与实际情况统筹考虑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在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互尊互敬基础之上的持久联合。居鲁士的功绩被刻在一件用陶土制作的圆柱上，其中特别突出了这样几条政治方针：所有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崇拜任何东西的自由，因而拥有信仰自由……居鲁士圆柱被称作世界“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宣言”，它象征着民族融合和宗教宽容的“伊朗性”传统。伊朗后世王朝的兴盛即有赖于这一传统的发扬，而其衰败则意味着偏离了这一传统。

波斯帝国在大流士大帝统治的时代达到了鼎盛。大流士首先延续了居鲁士留下的政治传统，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制度化，使得波斯帝国继续稳定扩张，并“在管理他们所征服的领土的同时，让极为丰富多样的文化、语言、宗教得以存留”。而波斯帝国的衰落同样是一个穷兵黩武的老套故事，后继的帝王大多独断专行、暴力残忍，当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挥师东进、横扫欧亚时，波斯帝国已经无力抵抗这股新势力的崛起，他们的史诗亦就此落幕。

但亚历山大终究只是一个破坏者，而不是一个建设者，他的世界帝国只是昙花一现，迅即一分为三，昔日的波斯本土则为塞琉古王国所取代。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希腊文化虽在伊朗得到广泛传播，但它并没有影响到伊朗本土文化的暗中滋长，到公元三世纪萨珊王朝创立，波斯文化得以返本还源、全面复兴……

中断与延续交替下的民族国家雏形

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的强势入侵终结了萨珊帝国的统治，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伊朗高原的政治、宗教和文化格局。

萨珊帝国原本是在世俗权力和教权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的，他们努力维持着这个多民族与多宗教的帝国的运转。阿拉伯人不仅觊觎萨珊帝国的财富，同时也期望输出、推行他们的新宗教。阿拉伯人建立的倭马亚政权是一个政教合一、实行世袭管理制度的王朝，他们首先确立了“阿拉伯人种”的最高地位，包括波斯在内的其他被征服民族均被定为奴仆。这自然引发了民族争端的不断激化。在此期间，尽管伊朗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伊朗人总能巧妙地运用阿拉伯语来展示自己的文化，古老的波斯文化则在这种中断与延续的交错中得以生生不息，成为伊朗人身份认同和民族归属的重要标识。

虽然倭马亚王朝统治伊朗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它对伊朗、乃至继起的伊斯兰世界各国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倭马亚王朝衰亡之后，阿拔斯家族以先知穆罕默德叔父后裔的名义建立阿拔斯王朝，开启了伊斯兰的黄金时代。随后突厥人侵入伊朗，相继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政权；尔后蒙古人粉墨登场，世界经历了一次重新洗牌，整个伊斯兰世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个混乱而血腥的时期，标志着伊朗国土上又一个时代的终结。

公元十三世纪，伊朗先后被蒙古人建立的伊尔汗国和帖木儿帝国统治，伊朗文化经历了全面的伊斯兰化，社会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人们重归土地，开始在荒芜的田野里播种耕作。伊朗的古代文明虽已中断，波斯的语言却幸运地保留下来，到了帖木儿帝国的后期，伊朗的文化和艺术均达到了巅峰，充分证明了伊朗文明与文化对外来者的强大吸引力、融合力和同化力。

1501年建立的萨非王朝是第三个统一伊朗高原的本土王朝。这个王朝虽然由阿塞拜疆族出身的萨非家族建立，但在政治上却倾向波斯人，一直尝试着将这个多元混杂的国家联合在一起。萨非帝国组建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政权架构，其王朝的建立依赖于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们甫一登台，便将什叶派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由此塑造了伊朗作为什叶派文明核心的身份——一个民族国家的雏形呼之欲出，毋宁说这正是现代伊朗的起点。

萨珊时期的金属工艺取得很大成就，此为国王狩猎银盘。

被称作“历史第一份人权宣言”的居鲁士圆柱。

近代伊朗转型的困境

近代伊朗的历史是一部丧权辱国的屈辱史。当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工业革命时期，伊朗依然停滞不前，停留在政治分裂和权力更迭的动荡之中。十八世纪末期，卡扎尔王朝崛起，沙王阿迦·穆罕默德汗虽然以铁腕的手段统一了伊朗，但彼时的伊朗积贫积弱、列强环伺，只能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求生存。

阿迦·穆罕默德汗被谋杀之后，新沙王法特赫·阿里沙接手的是一个更加岌岌可危的伊朗。面对英国和沙俄与日俱增的野心，法特赫只能在军事角力与政治角力之间穷于应付，最终不得不签署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越来越依赖英俄等国，伊朗终至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在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下，伊朗首次开启了现代化改革，但在各方保守势力的围剿下，改革举步维艰、收效甚微，改革者遭到清算，卡扎尔王朝在内外交困中逐渐走向了衰落。1906年12月，伊朗正式成为穆斯林世界里第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却因为各个派系之间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表面的共识转化为利益分配不均的内斗，以致内阁频频更换，政府名存实亡。

1923年10月，已经掌握实权的礼萨·汗成为新任首相，随后不久成为新沙王，建立巴列维王朝。由礼萨·汗主导的新一轮现代化改革，既涉及到伊朗的政权架构，也深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尤其难得的是，他的政权从不血腥，而且尽管他本人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他始终坚持宗教不可超越私人生活的范围，这使得巴列维王朝更像是一个世俗化的王朝。

礼萨·汗在二战中因为他的“亲德”立场黯然退位，并客死他乡，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伊朗人依然能够记得他光辉业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