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4年起，我游历欧亚大陆，从伊斯坦布尔到杭州。我意识到，各文明之间存在某种深层联系，而连接它们的那根线正是马匹。欲了解欧亚大陆的前现代史，就必须认识马匹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钥匙

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2013年至2018年间，我旅居中国，游访了新疆、内蒙古、河南和陕西，还去了杭州和北京。古代骑马人的痕迹无处不在，从秦始皇壮观的兵马俑，到敦煌石窟中骑马使团的壁画，再到唐代的三彩马雕塑。马确实是理解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联系的关键。

洛阳的白马寺齐云塔见证了佛教经典如何历经千山万水传入中国。真实的“白龙马”反向而行，驮着著名的唐朝高僧玄奘前往佛陀的故乡。在新建的紫禁城，明朝永乐皇帝迎接了第一批访客向他献上的礼物——来自撒马尔罕的骏马。1793年，当英国贸易使团首次停靠渤海港口时，清朝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接收来自哈萨克汗国的优良马匹。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高度重视西部良马，因为中原缺乏优质牧场：土地优先农耕，本地马匹在身高和肌肉量上也远逊于西部马匹。

堪比石油与AI的战略资源

这个情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3000年来，马匹一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类似于20世纪的石油和21世纪的人工智能。有了战马，就可以将军队投射到遥远的地方，建立庞大的帝国。有了驿马，就可以将帝国境内偏僻的城镇与首都联系起来，便于中央政府收集信息，传送政令。有了优良的马匹，就可以提升速度，欣赏优美的风景和马匹本身的雄美，甚至与神灵相交。

毫不意外，马匹在中国的兴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约公元前1200年，来自草原的战车部队（可能是雇佣兵）进入商朝领地。周朝的崛起离不开强大的战车部队崛起。马匹从拉战车到成为骑兵坐骑的转变，恰与周朝的衰落同步发生。战国时期，战车和骑兵并用，骑兵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靠近草原、拥有最佳马匹资源和最强骑兵的诸侯国，在逐鹿中原的统一战争中胜出。

自秦朝起，中原的统治者就将与草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草原是中原最好的马匹来源。草原地区马匹资源丰富，与强大但马匹资源匮乏的中原地区进行马匹交易是自然而然的。对草原养马部落来说，进兵中原，掠夺财物在经济上更划算。多余的马匹也使劫掠更加容易。从卖方的角度来看，战争推高了马匹价格，于是他们时而和平交易，时而武力劫掠，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

丝绸之路亦是马匹运输通道

马匹将中原地区与偏远地区连接起来。在书中，我们提到，永乐皇帝曾收到来自撒马尔罕的马匹。乾隆皇帝则收到来自阿富汗的马匹，他在诗中将其比喻为大宛的“天马”。马匹甚至通过海路从波斯湾运到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也带回了不少马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杭州设立办事处，参与这一贸易。反过来，中国向外输出精美的瓷器和茶叶，从而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中亚、南亚和中东的遥远地区。

丝绸之路本身可以被视为马匹的运输通道。马匹是亚洲贸易中最常见的商品，也是总价值最高的商品。由于马匹能够自行移动并沿途觅食，带领一支从喀布尔到西安（约3600公里）的马匹商队可以带来丰厚利润。每年，数十万匹马往返穿越这片草原边疆地区，因为中国、印度以及后来的沙俄都需要为骑兵补充马匹。

在丝绸之路或马匹之路的另一端，是与中国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的地区。就马匹而言，印度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最为相似。和中国一样，印度拥有丰富的农业用地，但牧场资源匮乏。与中国的统治者类似，印度的统治者需要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进口草原马匹。同样，养马的游牧民族也经常劫掠或入侵印度。与中国相似，马匹在印度历代王朝的征服和治理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即使在英国将印度变为殖民地之后，马匹供应仍然是殖民当局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同时还需要防御来自草原的骑兵入侵。

东欧的情况在某些方面也与中国相似。在这里，草原养马民族时而劫掠定居国家，时而与对方交易。匈奴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和马扎尔人定居在如今的乌克兰、俄罗斯南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草原地区。这里崛起了两个以骑兵为基础的大国：波兰—立陶宛王国（曾经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以及后来的莫斯科大公国。哥萨克骑兵为后者的扩张提供了重要支持，兵锋直至中国边境。不过，在更靠西边的地区，马匹的数量要少得多，在国家治理中作用也没有那么重要。唐朝、莫卧儿帝国或清朝的骑兵数量可达二十万至四十万，而欧洲规模最庞大的军队只有一万至两万匹马。西欧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在于，农业用地多于牧场，因此马匹稀少且昂贵。马匹属于骑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象征着威望，但作为战略资源并不像在亚洲那样突出。

欧亚历史与西欧历史之间的这一重大差异，使得我们有必要思考马匹的作用。这种动物对于理解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演变至关重要，而它在西欧并未发挥同等作用，使得西欧历史呈现出诸多独特之处。无论站在中国、印度、俄罗斯还是葡萄牙的视角，马匹都能为我们揭示过去的故事，以及现代世界形成的轨迹。

（作者为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