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沿着山间小径一路攀爬，穿过密林，行至一段陡坡处，豁然开朗——巍峨长城如巨龙盘卧山脊。坡上的沙石砖块极易滑落，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尹达却步履稳健。她边攀爬边观察，踏上一处长城考古发掘现场。

敌台角落，堆积土层里的一片灰黑色的痕迹吸引了尹达的注意力。她用手铲轻轻拨开浮土，几颗黢黑的细小颗粒滚了出来。“是炭化种子！”尹达将这些土样细心打包收集，“借助科技手段，这些千百年前的植物也能开口‘讲’出当年的故事。”

作为考古界的“植物侦探”，尹达不仅踏遍大庄科、八达岭、箭扣等北京重要的长城点段，也深入琉璃河、金中都、路县故城等大遗址。透过微观视角，解密古老的植物遗存，就是她主攻的课题。从商周时期的稻作遗存，到西周燕国人爱吃的粟和黍；从两汉路县先民的“五谷”食谱，再到明代戍边将士留下的草药……一颗颗尘封的细小种子重获姓名，串联起北京城3000余年的历史脉络。

考古发掘现场提取打包的样本。本报记者 武亦彬摄

还原“戍边纪录片”

长城脚下，一处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尹达弓着腰，全神贯注地重复着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关键的工序——浮选。面前的桶里盛满清水，她缓缓倒入从山上敌台遗址采集来的土样，用木棍轻轻搅拌，耐心等待泥沙沉淀。随后，她舀起一勺勺“泥汤”，小心翼翼地倒入孔径仅有0.2毫米的标准检验筛中。水涓涓流下，筛网之上，一层黑色的细碎颗粒留了下来。

山间春寒料峭，尹达却干得格外起劲。这些在旁人眼中如同煤渣般的黑色颗粒，在她眼里却是无价珍宝。“古时候，植物经过火的焚烧，变成了不易腐朽的炭化物质，化学性质相对稳定，就这样沉睡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她耐心解释，“在考古现场，砖石、器物、骨骼等遗物肉眼可见，而这些炭化植物遗存多以毫米计量，混杂在土壤里。如果不主动寻找，它们就永远没有‘说话’的机会。”

浮选的原理很简单：土样中炭化物的比重小于水，就会浮出水面，将它们收集、阴干后，需要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分析检测。然而，这个过程如同在沙海中淘金——发掘一个敌台往往要采集约50份土样，每份5至15升，通过浮选筛出来的炭化物不过50克左右，其中能辨识的植物种子更是少之又少。

这种对细微之物的执着，是尹达工作的常态。2019年起，“先考古、再修缮”成为长城保护的新理念，为她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作为北京长城科技考古研究的发起人，她将“实验室”延伸到崇山峻岭之间，希望在考古中感受长城的温度。

在延庆区大庄科长城段，尹达和考古队员发现了明代的炭化粮食。“与建筑工具、武器等相比，这些出土的粮食作物比较罕见，虽然已经炭化，但是能真实还原长城的烟火气。”一粒不起眼的炭化花椒，让尹达兴奋不已，这不仅是调味品的简单佐证，更勾连起一段跨越数百年的文化传承。“延庆永宁火勺是非遗，直到现在，师傅制作时还会加入椒盐。”她说，一粒花椒，成了连接古今味蕾的奇妙纽带，“这很可能是明代戍边将士和当地居民饮食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军粮的便易性、多元性和机动性，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日常餐饮。”

在八达岭长城采集的样品中，几粒形态特殊的种子一度难住了尹达。她翻遍资料，请教专家，最终在一本药用植物图鉴中确认了它们的身份——夏至草，一种可治疗多种疾病的药材。这让她意识到，长城不仅仅是军事防御线，更是生命防线。

箭扣长城的科技考古工作，像是拍摄了一部“戍边纪录片”，进一步揭示了戍边将士的饮食结构。“将士们的伙食荤素搭配，种类多样。在敌台内灶址的灰烬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炭化物遗存。”尹达介绍，经过实验室鉴定，炭化物中有丰富植物的种子，仅农作物就包括粟、黍、豌豆、绿豆、大豆、小麦、水稻、高粱、荞麦9种。考古人员综合分析，边防守军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小麦与粟，还有多种小杂粮进行补充。多样化的粮食品种，体现了驻军饮食结构的丰富性与地域适应性。

肉类也是戍边将士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箭扣长城出土的动物骨骼包括狗、驴、猪、黄牛、狍和羊，说明驻军的肉食资源除了家畜，也有野味。“可能当时的自然环境比较好，戍边的士兵会捕捉一些野生动物，这也为我们还原当时的长城景观提供了重要依据。”尹达说，其中部分动物骨骼可见切割痕迹，可以想象戍边将士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的场景。“烹饪或取暖都需要烧火，通过对木炭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找到当时所用的燃料。”她进一步解释，戍边将士使用松、牡荆作为燃料，间接反映了当时的植被环境及对本地植物资源“就地取薪”的利用策略。

箭扣长城还出土了泽泻、甘草等药用植物，与尹达在八达岭长城的发现不谋而合。“除了军事导致的外伤，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头疼脑热。中医认为，泽泻可以利尿，甘草则补脾益气，清热解毒。”她解释，这表明戍边将士的医疗保障已不仅限于外科创伤，更延伸至内科慢性病调理和日常疾病预防，反映了明代军事后勤工作与医疗知识的复杂性。

尹达还在炭化物中找到了坚果、花草籽甚至布料纤维，还原数百年前戍边将士的衣食住行。“他们的生活远比想象中丰富。”尹达描绘着明代战地的生活场景：戍边将士的主粮有小麦、粟、水稻和大豆，采用炒面、炒米、蒸煮烤等多种耐保存、便携带的烹饪方式；他们还广泛采集周边的栗、枣、杏、桃、葡萄等作为营养补充，懂得利用草药防病治病。

从食物、燃料到药物，植物考古的结果说明了当时戍边将士对周围植物资源的利用是极其高效和多样化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智慧——他们不仅依靠后方补给，更善于利用本地资源，展现了边塞军事经济的复杂性与韧性。

山风拂面。

尹达望向蜿蜒长城，充满期待：“今年，我们将对北京的早期长城开展主动性考古。希望能找到更多植物遗存的线索，串联起北齐至明代的时间轴，更好地讲述长城、人和植物的故事。”

尹达在实验室里检测出土的炭化种子。本报记者 武亦彬摄

探源“老北京食谱”

走进市考古研究院通州工作站，植物考古实验室门口，靠墙叠放的储藏箱足有数十箱，每一箱里都盛满打包好的样品。这些都是尹达分成一袋袋小份，再一箱箱码整齐的。用考古人的行话讲，这些都是发掘现场带来的“新鲜”材料。

从遗址收集来的种子彻底晾干后，被放进一个个纱布包，送进植物考古实验室，静待科学仪器来为它们“验明正身”。

实验室的样品柜里，存放着来自商周、秦汉、唐宋、辽金、明清等各个时期的植物遗存。尹达拿起其中一个纱布包，坐在操作台前——结束田野工作回到实验室，她的工作就是透过显微镜和古老种子“对话”，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

西周琉璃河遗址采集到的一批黢黑种子，若不仔细看，只会当作普通的炭渣。

“植物考古与传统考古在研究材料和分析手段上存在显著差异。”操作台前，尹达轻声解释，为了找到这些隐藏在泥土中的植物种子，她需要带队去翻“垃圾堆”——在考古学中，古人的垃圾堆被称为“灰坑”，“古代也有垃圾堆，但垃圾堆恰恰是我们植物考古人眼中的宝库。”

尹达小心翼翼地将炭化种子放在显微镜下，用镊子一粒一粒地从同色的木炭碎屑中挑拣出来。正是这些不起眼的黑色颗粒，让3000年前的“老北京食谱”逐渐清晰。

“琉璃河遗址植物考古浮选出来的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辅以大豆和红小豆，少见麦作遗存。”尹达发现，这些炭化植物种子中包含了芡实、酸浆等，还有当时北京地区典型的主食：粟、黍、小麦、大豆。这证明琉璃河遗址西周时期的农业结构仍为较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

每一粒种子背后，都藏着一段鲜活的过往。

3000余年前，燕国人将小米、麦子等粮食撒在陶鬲中熬煮，在房前屋后采摘野果当作甜点，用以慰藉劳作一天的疲惫。

对于尹达而言，细腻独特的观察视角，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2015年，尹达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毕业，入职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北京的各大遗址和考古工地，‘手铲释天书’已不再是唯一路径，多学科前沿科技手段的引入，给了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自此，尹达一头扎进了植物考古领域。

新宫遗址是北京城区内发现的唯一一处夏商时期双环壕聚落遗址。在距今3600余年的土层里，尹达和同事们收获了惊喜。

遗迹土样检测结果显示，在这片沃土上，古人曾栽培和利用过粟、黍、稻等多种农作物，并以粟作农业为主。其中，五粒水稻尤为珍贵，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

“这些水稻究竟是北京本地种植的，还是通过贸易往来交流过来的，我们还在进一步研究。”尹达介绍，从植物学角度来看，穗轴的形态与落粒性密切相关——基盘粗糙或形态不规则的穗轴，意味着稻米不容易脱落，可能是受人类驯化产生的性状；基盘平整且光滑的穗轴则代表落粒性强，是野生稻的常见特征。“这五粒水稻，为探讨先秦时期北京地区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次次奔波于各大考古现场，在显微镜前花费无数个小时千挑万选，更加细致立体的历史图卷在尹达眼前展开，她愈发痴迷。

在大兴区安定镇站上村的一处金代村落遗址，尹达又从古人“食谱”里找到了民族融合的证据。利用加速质谱仪对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碳-14测年，她发现了高粱、大麦、稗的农作物组合。“高粱的引入与稗子的利用，丰富了辽金时期北方地区的食物来源，反映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适应环境与饮食结构上的相互借鉴。”尹达还发现了一种名叫菴闾的植物，结合本草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丰富了对金代人日常用药的认识。

“在金代，有较长一段时间，北京地区居民的农业生产结构不断进行小规模的调整与改革。”尹达介绍，这处遗址以稗和高粱为特色的小杂粮体系，深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政策及农耕文化的影响，为了解北京地区辽金时期的农业产业结构提供了重要实例，也为研究当时多民族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全面融合提供了重要依据，体现了辽金都城遗址在北方地区社会经济和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聆听“草木故事会”

大运河畔，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内，游人如织。

这座北京地区首个以汉代城址为主体建立的遗址公园背后，有一群考古人一直在默默努力。对尹达和同事来说，这里是以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为核心的大遗址，更是揭秘两汉时期农业结构的关键所在。

每年，路县故城都要进行植物考古工作，目标是不放过“一粒粮”。经过数万次的弯腰、比对、筛选，惊喜终于出现。

路县故城城郊东南部的一处探方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片面积约4平方米的黑色炭化地层。经验丰富的考古人知道，连续不断的黑色，往往意味着这里可能密集存放过粮食。

植物很容易因微生物活动而腐坏，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能抵挡岁月的侵蚀。而炭化，正是古植物能跨越时光、留存至今的重要方式。

显微镜下，一粒粒以毫米计量的“小黑点”被放大，呈现出不同形态，尹达一一辨明：炭化大豆的个头较大，椭圆形的种子侧面有一个扁扁的种脐；炭化小麦也是椭圆形，但更小巧，正中间有一条缝；形状不规则的小颗粒是粟，俗称小米；圆形的小颗粒是黍，俗称黄米……

在炭化地层中，尹达和同事们发现了包括粟、黍、小麦、大麦、稻、大豆和红小豆在内的7种农作物，还有狗尾草属、野黍、马唐、野大豆、藜、牡荆、铁苋菜、苍耳等15种非农植物遗存，其中还有可食用和药用的枣、酸枣和花椒。这个组合符合早期文献记载中的“五谷”。

在这里，尹达和同事们也证实了水稻的存在。“经过测年，这些水稻遗存的年代推测为东汉时期，佐证了这一时期通州地区水源丰富、旱稻兼种的农业种植格局。”

依据这些重要发现，尹达在《博物院》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研究表明，从两汉至辽金时期，路县故城先民以粟、麦等旱作粮食为主要作物，同时种植多样品种，形成了多元的植物利用与消费方式。当地农业生产整体偏于稳健保守，以稳定的旱作农业为主体，兼营小规模水稻种植与园圃作业，不同作物在各时期的农业结构中，比重与地位亦随时代有所波动。

量化分析揭示了一个关键史实：两汉时期，小麦在北京地区已发展成与粟同等重要的主粮，形成了“麦粟并重，兼种大豆、大麦、红小豆、黍、水稻”的全新农业种植结构。结合测年数据与文献记载，尹达推断：水稻很可能在东汉初年由官方主导，进行过小范围推广种植。尽管受北方传统旱作农业影响，水稻并未动摇粟、麦的核心地位，但这一系列植物考古成果，实证了早期北京地区农业探索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路县故城城郊东南部的冶铸遗存，也是尹达研究的重点区域——通过分析浮选出的炭化植物遗存，她发现这些手工业者和普通居民一样，享用着丰富的物产。一颗颗炭化种子，见证了汉代北京地区农业结构的重大转型，也映照出区域经济的蓬勃活力。

“我们做的研究很考验耐心，但很有价值。因为一粒种、一株草，能帮我们还原出当年最真实的环境，就像听草木开口讲述古人的生活。”日复一日，尹达用坚韧与执着，默默书写着对植物考古的热爱。

最近一年，尹达也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服贸会、文博会等场合，她和同事带着路县故城、琉璃河等遗址的科技考古成果向公众展示。借助超景深三维显微镜，观众得以亲眼观察数千年前的植物种子，直观对比炭化粟粒与现代小米的形态差异。

每一颗种子，都藏着岁月密码。尹达，正是那个愿意用心唤醒草木的人。寒来暑往，尹达愈发深刻地读懂了科技考古的意义——让千余年前的人间烟火穿越时间，与今人温柔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