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为了发展重点产业，通过过度补贴、税收返还、低价土地等打造“政策洼地”，导致产业布局严重同质化和“内卷式竞争”，陷入“要发展就必倾斜，要公平就只能放任”的二元对立局面。因此，未来在持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还需因势利导、分类管理，实现产业促进政策和公平竞争政策的精细化“互促”。其关键在于改变过去“产业政策定方向、竞争政策守底线”的传统观念和机械分工，构建兼顾产业类型差异、“竞争政策前置塑形、产业政策顺势赋能”的动态耦合机制。

传统产业筑基：以“环境规制”和“标准牵引”倒逼优胜劣汰

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需通过转型提质升级巩固其“压舱石”作用。传统产业（如钢铁、石化、纺织）的痛点，在于过剩产能僵而不死，低端依赖难以突破。过去产业政策往往采取“技改补贴”普惠发放，支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结果是大企业拿了锦上添花，小企业拿了勉强续命，竞争格局并未优化，价格战、低效扩张等“向下卷”趋势有增无减。未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公平竞争政策互促的精细化路径，要求从“给钱改造”转向“用标准筛选”。其治理逻辑在于产业政策不替代市场判断，而是通过强化公共竞争的“过滤”功能，让市场筛选出有活力的企业，再通过公平竞争的公共平台支持其变得更优、更强。

新兴支柱产业引领：以“开放架构”和“公共平台”破解集群挑战

新兴支柱产业，已具备产业化基础，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引擎，具有万亿级市场的核心驱动力。新兴产业集群，如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的发展挑战在于，各地倾向于追求集群规模，竞相通过税收洼地、超国民待遇等方式“抢项目”“抢税源”，导致产业链“集而不群”，企业间互设壁垒，内卷式价格战频发。可以通过平衡产业促进政策与公平竞争政策，从“扶持特定企业”转向“构建互联互通的公共平台”，从“拼优惠招商”转向“建生态互联”，避免因“过度规制”扼杀创新，或因“无序补贴”制造新“内卷”。一方面，产业政策应侧重供给基础设施等“土壤”，竞争政策重点维护“生态”，防止“大树遮死小苗”“物种恶性入侵”等不正当竞争，保障新兴产业企业在这片土壤上自由生长。另一方面，强化集群培育的产业政策目标，鼓励并促进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与竞合创新，从“扶持特定企业”转向“构建互联互通的公共平台”，形成具有自组织能力的产业群落，以公平竞争政策防止平台垄断、产业断链、协同缺失。

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以“包容审慎监管”孕育颠覆式创新

未来产业，处于技术孕育期，代表长远竞争力和技术前沿，能锻造长远国际竞争力“制高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是“下好先手棋”、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也是塑造长远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未来产业，如量子计算、脑机接口、6G、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面临技术路线高度不确定，市场培育周期极长等难题，早期往往呈现“技术找市场”的困境。假若继续用传统产业政策的“规划式立项”，容易锁定错误路径，且高额补贴可能抑制多元探索。因此，需要发挥产业促进政策与公平竞争政策的融合优势，从“选项目、定英雄”转向“设沙箱、给空间”。未来产业最大的风险不是竞争过度，而是缺乏多元主体探索带来的竞争不足，野蛮生长造成的竞争失序或应激式“一刀切”管死。因此，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联合，应共同服务于“降低不确定性”，构建“容错试错”的制度空间，拿出“耐心”陪伴未来产业长跑。

要实现产业政策和公平竞争政策的真正“互促”，必须摒弃“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竞争政策是市场放任”的二分法。“以‘竞’塑形，以‘产’赋能”，这种区分产业场景的精细化政策互促，旨在构建一个“在竞争中选拔强者，在合作中赋能强者，在探索中保护先行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治理新范式。在传统产业，竞争政策是“鞭子”，设置严格的环保能耗标准，而产业政策是“梯子”，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让跑得快的马不被重负压垮。在新兴支柱产业集群，产业政策是“土壤”，打造共享基础设施平台，而竞争政策是“阳光雨露”，通过反垄断与公平竞争规则，让万物生长而非一枝独秀。在未来产业，依托“监管沙箱+孵化支持”，让两者共同搭建“温室大棚”，既抵御市场不确定性等“外在严寒”，又能规避内部野蛮生长带来的风险，凝聚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实力。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