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中写道：“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想象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中写道：“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和阐述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中国作家冯骥才在《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中提到：“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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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年过七旬，冯惠玲依然思维活跃，对经典作品中关于“记忆”的精妙表述信手拈来。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国家一级教授，她热爱档案学这个“小众”的专业，深深着迷于对记忆的各种诠释。

如果说治学路上有遗憾，那可能就是未能把许多思想的火花悉数落于纸面——近年来，她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上。她走上的，是一条更少人涉足的路。12年前，她率先推开档案数字记忆的大门，开启了一段坚定又孤独的跋涉，只为让北京历史文化碎片在数字世界中再次相聚，生生不息。

随着“北京记忆”等数字成果的不断涌现，冯惠玲对档案学有了更深的理解：档案学不是留在故纸堆里的小学科，而是贯穿人类时空的大学科。“人有档案，城市也有档案。我们正在为未来留下城市的档案和记忆。”

如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院长，冯惠玲继续徜徉在数字记忆的世界里。

“北京记忆”团队在北京门头沟区爨底下村调研。受访者供图

拥有新记忆

历史悠久的故宫、充满烟火气的胡同、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打开“北京记忆”网站，立体的北京扑面而来。北京城门、北京门墩、北京票证、京城大运河……各具特色的京味儿专题带领人们穿越时空——

互动网站“我的北京记忆”让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有了“归属”，实现资源征集、众筹创作与共享；

“清陆军部衙署旧址”专题，团队以全景式首页设计，再现铁狮子胡同1号砖瓦之上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带领浏览者沉浸式感受古建文遗的独特魅力，领略历史风云；

“史家胡同”专题，团队用创意动画讲述这条拥有700多年历史的胡同的传奇故事，最新的技术方案让浏览者在网页上即可欣赏立体院落，VR（虚拟现实）技术让人足不出户走遍胡同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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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北京记忆”已构建起“两站一库”完整体系：专题网站群上线24个高质量专题；互动网站“我的北京记忆”让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有了归属，实现资源征集、众筹创作与共享；“北京记忆”资源库拥有多种类、标准化、语义化的数字资源，已建有8万余项资源。

这背后，冯惠玲和团队用了整整12年。600余名师生先后参与项目建设，涉及信息资源管理、中国史、中国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设计学等近10个学科。

然而，冯惠玲心中“数字记忆”的萌发时间，还要再往前追溯。

1995年，冯惠玲将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定为“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当时电子文件开始出现，但是国内并没有人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如此超前的论文主题，她的导师都直言“搞不清楚”，担心她能否顺利完成。

冯惠玲决定迎难而上。她看到了文件电子化的动向，“这是趋势，也将是未来的主流”。在大家手写论文的年代，冯惠玲“以身作则”：拿到第一本书稿费后，她转身去商场买了台电脑，在这台电脑上，她一字一句敲下论文，留下了论文的“新记忆”。时间过去30年，冯惠玲在论文中提到的很多概念依然不过时。比如，电子文件要重视全程管理和前端控制，电子文件要实行内容和技术双重鉴定等，这些理念沿用至今。

记忆是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出于长期学习档案学养成的习惯，冯惠玲一直很关注记忆。博士毕业后，冯惠玲对“新记忆”的关注也持续下来。新的灵感不断迸发，有一阵儿，她开始琢磨怎么用数字方式表达档案中的记忆，形成数字化资源。

“想法冒出来了，我就和老师们去讨论，还真的得到了回应。”有了支持者和响应者，蹦出来的点子开始落地。

“如果我知道后面这么难，我可能不敢往里走。”

但当时的冯惠玲感受到的只有兴奋，她仿佛看到，封存在库房里的记忆走出了故纸堆，活生生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档案和各种文献资源的应用有了新的可能。

想法成型后，冯惠玲开始申请项目经费。“那时所有项目都要求成果是论文、是著作，我跟对方说，我们的成果会以数字形式呈现，人家连听都没听说过。”终于，北京市社科规划办被说服了，为“北京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平台”项目做了特别委托项目（视同社科重大）立项。

就这样，冯惠玲推开了数字记忆的大门。

用记忆叙事

数字记忆不是简单搬家，而是再创造。

从进入数字记忆世界的那一刻，冯惠玲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何对北京的数字记忆进行再创造？冯惠玲一直在思考。

“世界范围内，数字记忆的呈现方式大致有两种，展陈型和叙事型。”这两个概念是冯惠玲归纳出来的。展陈型就是把相关历史文化资源体系化呈现出来，叙事型则是利用记忆资源把故事讲出来。

仔细分析利弊后，冯惠玲团队选择了更难呈现的后者。

“我们团队不是资源机构，没有系统的独有资源，不便做展陈型。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记忆本身带有叙事特征，有情景、情节和情感，资源只是‘记忆之场’，在这些场域上还有事实和故事。叙事型数字记忆，更能引发情感共鸣。”在冯惠玲看来，人大诸多学科都有优秀学者，他们具备理解和诠释历史文化的能力，能对档案和各种史料进行充分的考据、筛选和整合。

北京记忆宏阔细微，叙事框架该怎么搭？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冯惠玲深知项目框架的重要性。此前，曾有大型文化项目框架经过两年论证后，在专家中仍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北京文化博大精深，对它的记忆进行数字化重组，无论经过多么严谨的论证，其框架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冯惠玲和团队确定了“粗框架、精内容”的策略，“我们先选择文化价值高、资料较丰富、有相关专家的专题做起来，逐步积累成果和经验，在迭代中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冯惠玲还为团队确定了“力求真实”的原则，尽可能网罗相关专题的所有资料。

如今回头看，冯惠玲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

“先做起来是硬道理！”其实，这个想法也源于冯惠玲内心的紧迫感。资料的缺失、档案的残缺让这种紧迫感在后续的工作中越来越强烈。

比如，在搜集老字号内联升的相关资料时，团队都对《履中备载》很感兴趣。相传，内联升掌门人赵廷做生意很用心，每逢王公贵族和官吏来店里做鞋，赵廷就把他们的靴鞋尺寸、样式和特殊脚型，逐一登记在册。于是，一本详录京城王公贵族制鞋尺寸、爱好式样的《履中备载》由此而生。王公贵族和官吏想要再次买鞋，本人不必亲自登门，只要派人告知，内联升便可根据《履中备载》按尺寸要求迅速做好送去。“得知赵廷是天津武清人，我们一路找到天津市档案馆、武清区档案馆，但没有人能说得清这本《履中备载》的下落，实在是太可惜了。”

每个专题的制作，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在调研门头沟区爨底下村时，冯惠玲发现，家家户户都在热闹地经营着农家乐，却没有一家能说出村子的历史，村里能拿出的最古老的资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套地契。

“我们从犄角旮旯里把活着的记忆多抢救一点儿，遗憾就能少一点儿。”冯惠玲惋惜之余加快了进程。

数字技术方法的实现也是挑战。

“从文本叙事到数字叙事，叙事逻辑、表达方法等都有很大的变化。简单说来，我们需要从线性叙事转变为多层多维网状叙事，从平面文字表达转变为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的表达。”这样的“适配”在每个专题中得以生动体现：图文影音、动画、国风游戏、知识图谱……每一个专题网站都追求内容和形式的最佳结合，都可以成为一部数字出版物。

制作一个专题需要多长时间？至少两年。

“从搜集资料到设计脚本再到技术的实现，工作量是巨大的。”冯惠玲以史家胡同举例，由于胡同里常常停满了车，团队难以拍摄到全景图像，于是采用3D建模的方式对胡同进行线上重建；为了体现胡同的历史，团队又创造了一只小猫作为主角，让浏览者跟随着小猫的脚步开启一场起自元代的穿越。专题中呈现了一场元代婚礼，为了这场婚礼，冯惠玲带领团队数次研讨，当时的服饰是什么样的、礼仪是什么样的、如何用动画表现出来，力求每个细节都无限接近历史。

创数字记忆之场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理论，“记忆之场”就是记忆承载的地方。它既可以是一座城市、一条街道等固定场所，也可以是一本书、一部戏剧等文化产品。

在推进“北京记忆”项目的过程中，冯惠玲冒出新点子——决定打造北京城的记忆之场，在数字空间重现北京3000多年的存在，让人们可以穿越到北京的任何时期，看到那时的城市样貌。她的设想得到了不同专业背景老师的认同，团队在思想碰撞中有了初步方案。我国首个“城市数字重建”方向的大型数字文化产品“四维北京”随即揭开面纱。

当时，不仅国内没有“四维城市”，国际上也很罕见，国外专家对这个想法充满好奇。“法国国际人文研究中心代表团到我们学校访问，了解到项目雏形后，不断地说‘crazy’（疯狂）。但是听完我的介绍，他们开始询问能不能帮法国做个‘四维巴黎’。”冯惠玲笑着回忆。

冯惠玲也知道自己很“疯狂”。

“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别说摸到门边儿了，我是刚刚看见那扇门，就带着团队一头撞了进去。”

不过，未知也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团队开始用厚重资料为项目打底，细细梳理北京不同时代的城市肌理，寻找能找到的所有地图、文献、图片等，实现对真实的“逼近”。在此基础上，以重要历史节点作为北京城市剖面进行实景建模，连接北京城市历史时间线。在冯惠玲看来，历史一定是事件的历史，应将重要事件嵌入城市建模，让北京史“活”起来。

技术路线虽然清晰，但每一步实现起来都不容易。

以“五四运动”为例，“火烧赵家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场景，但是团队翻遍了所有资料，始终没有找到赵家楼的历史照片。最终，团队只能根据文字描述进行合理推断，在模型中对赵家楼进行了重建。让冯惠玲欣慰的是，最终，团队在北京市档案馆里翻到了赵家楼的格局示意图，团队的推断与示意图基本一致。

更难的是人物建模。本着接近真实的原则，冯惠玲否决了抽象人、纸片人的方案，她找来了一所高校的专业团队，利用最前沿的虚幻引擎技术，让数字人的肢体和关节都能动起来。团队还计划攻克重大历史事件的“共时性呈现”难题——还以“五四运动”为例，浏览者既能看到从北京游行到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脉络，也能看到同时期位于巴黎的历史场景。

就这样，历经7年，团队成员基本完成6幕历史场景的再现。冯惠玲为团队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四维北京”是目前全球城市数字重建领域中，涵盖地理范围最大、时间跨度最长、历史文化要素类型最多的项目，在历史事件与特色专题的嵌套、历史图景的叠加可视化等方面，为全球首创。

项目什么时候能做完？冯惠玲没有答案。但她的心境与几年前已有所不同。几年前，学校曾经想宣传她的团队，但冯惠玲干脆地拒绝了，“项目做起来太难了，当时我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几年过去，团队里小伙伴无私的奉献和坚定的支持，给了她坚持下来的信心。“这个世界上，理想主义的光芒永远存在，总会有为理想而战的人，我们的成果属于所有充满理想、情怀和创意的团队伙伴！”

冯惠玲的底气还来自数字人文这一学科的崛起和国内数字文化的快速升温。“2025年，我发言发得快‘发炎’了。”冯惠玲笑着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她频繁地在大型会议上向不同群体分享项目探索情况，“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留住城市记忆。”

冯惠玲也正在寻找“北京记忆”的出海之路。2024年9月，团队就把“北京记忆”带到了迪拜，在当地知名艺术空间做了为期10天的展览。接下来，他们设想以“北京记忆”为基础，制作多语种数字微课，用动画视频讲述北京故事，与世界各国喜欢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人分享“北京记忆”，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带到世界各个角落。

多年的跨界转型，让冯惠玲对自己的身份也有了新思考：“我还是一个档案学者，同时是一个带着档案底色的数字人文学者，能够从档案看数字人文，从数字人文看档案，自己的学术人生得到了极大拓展。”

当新的知识、经验、能力在冯惠玲身上融合，她可以和更多人讨论新问题，看懂更多时代文化现象，她感觉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大了。如今，古稀之年，冯惠玲带着一群年轻的伙伴，在无垠的数字世界继续闯荡，为梦想而做着难且正确的事。【注】“北京记忆”网站：bjjy.cn

截图来自“北京记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