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亚非：文化交流与郑和下西洋》 邹振环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永乐三年（1405年），年约35岁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至明宣德八年（1433年），他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归途中，于印度古里逝世。郑和把自己一生最充沛的年华都献给了大海，开创了世界海洋史上的“郑和时代”，在亚非区域内刮起了一股文明交互、贸易互通的“旋风”。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欧洲人也在相近的历史时期内展开航海活动。1497年11月22日，达·伽马率领船队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1498年5月20日到达了印度半岛西南部的卡利库特（即郑和船队多次到达的“古里”），这标志着全球东西航路就此连接。欧洲探险家利用郑和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开辟的伟大航线，加快了通过海路将全球连成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速度。

自此，人类的活动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改变了全球各区域文明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联系的规模和性质，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向现代世界的最早起步。

下西洋原因有三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和原因，史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如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等。但为了找寻一个力量脆弱的建文帝，七次兴师动众，在逻辑上难以说通。因此，必须从明初的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来探究其原因。

明成祖永乐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他以扫平天下的元世祖为楷模，北击瓦剌蒙古人，深入亚洲内陆，大力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促进与它们的贸易。

明成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海洋意识的帝王。虽然朱元璋已经出台了私人海上贸易的禁令，但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依然非常猖獗。西洋诸国之间也往往恃强凌弱，动辄兴兵，互相攻伐，这些无疑对永乐大帝的权威、明朝政府的威信和官方贸易是一种挑战。派遣郑和南下的目的除了宣示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大明国威”之外，还在于打击海盗，打开通往印度洋的海道。

简言之，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即政权安全、朝贡贸易、寻求奇珍异宝。前两点已多有学者论列，唯第三点，很少有人讨论。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载：“（刘）大夏在旁对曰：三保（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时任车驾郎中刘大夏所言郑和“取宝”之说，与史实相符。

为什么是郑和

郑和（1371年—1433年），原姓马，云南昆阳人，字三保。其家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研习孔孟，通晓伊斯兰文化，知兵习战，能武能文。他12岁被俘入宫，14岁入燕王府，因助朱棣登基有功，擢升内官监太监，赐姓郑，称“三保太监”。

出生在中国边陲云南的郑和，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化上论，都是一个边缘人物，他从历史的边缘走向核心有两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是他早年接受的航海知识启蒙与熏陶。郑和幼时听父辈、祖辈讲述南洋见闻与朝圣经历，由此萌发对远方世界的求知欲；祖父与父亲远赴麦加的艰难行程，也让他早早积累了朴素的航海认知。作为宦官领袖，他掌握航海知识，虽地位不及文官，但便于皇帝直接掌控，且擅长协调各方事务，因此明成祖在派遣远洋出使等重大事宜中，对他尤为倚重。

二是郑和儿时受到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影响，他的思想底色中既有穆斯林色彩，又有儒家文化色彩，及至进入政治中心，又受弥漫于宫廷的佛教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自身文化多向度的特色。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所具备的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开放态度，也与其文化的多向度密切相关，他承担了作为一名“文化大使”的角色。

空前的航海壮举

仅就时间而论，具有世界性规模的郑和航海事业远早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即便以1433年第七次亦即最后一次下西洋返航计算，也比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要早59年，比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早65年，比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早86年。

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世界帝制王朝鼎盛时期的落日余晖，其成果主要体现为天朝尊严的宣示与朝贡贸易的维系，以及供皇室赏玩的奇珍异宝；而欧洲地理大探险却是近代全球资本主义兴起的第一缕曙光，它成为划时代路标并带来欧洲的殖民扩张及西方文明。倘若不计此种差异而专论航海成就，则郑和下西洋时所开创的大规模、常态化、稳定直航，大大便利了后续达·伽马、麦哲伦舰队的航程，完全可作为15至16世纪全球地理大探索的第一环。

在这一遍历东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带回了关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多方面的海洋知识，为后世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郑和船队的出使和行经之地，也使国人扩充了对南洋、东南亚和印度洋乃至东非的知识。郑和将丝绸、瓷器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产与各国商民交换，引进许多当地特产，激发了贸易活力，增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共享。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尽管本意是为了宣扬天朝威严，但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把中国东海、南海，西太平洋与印度洋联结起来的重大事件，是海陆一体的中华文明由陆地转向海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宣告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以海洋为中心时代的到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