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出版物被唱衰的数字时代里，古旧书业却逆势迎来复兴潮，因为古旧书业正在助力城市文化氛围的提升。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历史悠久性还是规模聚集性，法国的塞纳河畔旧书摊、日本的东京神田神保町旧书店街区和中国的北京琉璃厂，一直以来都是城市的文化符号之一。作为世界三大古旧书街的琉璃厂虽身处北京，形成其影响，功却在京津冀。一脉相承下的古旧书业如今伴随着“旧书新知” 事业的遍地开花，正从京津冀扩散至国内诸多文化大市乃至香港地区，可谓是“旧书里藏新知，老典籍接现代。”

一

历史上的北京古旧书肆，集中于琉璃厂、隆福寺、报国寺、打磨厂等片区。诸多史志资料明确记载，自康熙以来尤其是清中期繁盛以来，河北人在琉璃厂经营古玩字画和古旧书店铺，随着科举废除后就完全取代了“江西帮”（指以“金溪书商”为主的“江右书商”），很多都是亲戚带亲戚、同乡带同乡而来，撑起了琉璃厂的文化时代，延续了其文脉。

燕赵人士天生爱书，崇文敬古，又地近京都，自然进京贩书成为唾手可及的营生事之一。到了民国时期，以衡水人为主的河北人已站稳脚跟，让古旧书业成为京城文化的“规模产业”。著名古旧书人孙殿起所著《琉璃厂小志》第三章“书肆变迁记”中称：上溯道光咸丰年间，下至民国三十五年这一时期，在琉璃厂开设书业店铺的共三〇五处，而由冀县、衡水、深县、枣强、阜城、景县等衡水籍人士开办的共一百六十四处……同治三年（1864 年），河北书商置买沙土园路西火神庙一座，在其内建文昌会馆，并 冠以“北直”二字。

“北直文昌会馆”是北京书业商会公会之地，为繁荣北京图书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此举成为河北书商在北京书业站稳脚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至1956年北京进行“公私合营”时，琉璃厂地区最大的3家书店——松筠阁、富晋书社、邃雅斋，还是由河北籍人士经营的。

我见过这其中的一些人，比如张宗序、马春怀、吴希贤、种金明等河北籍先生。他们从书业学徒最终发展成为古籍版本学家，在中国书店及北京市文物局从事古籍版本鉴定工作，都干到生命的最后。如今，东西琉璃厂及南新华街上的不少字号里，某些老店的联营柜台、合租商铺中，都不乏河北人，更有不少老先生的后人依然活跃在父辈们打下的文化江山中，这些人构成了京城古旧书业“子承父业”的辉煌。2014年，作为全国唯一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藏书文化类专业报纸《藏书报》牵头联合中共冀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了“中国古旧书文化传薪者——琉璃厂之冀州人”座谈会，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藏书、新闻、出版界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会议，就百年琉璃厂旧书业辉煌与河北之关联，就历史上的河北人，特别是原冀州人在琉璃厂旧书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今天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传承文化薪火，促进地域融合，更好地推动文化发展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在其几百年的兴盛繁荣过程中，河北人功不可没。他们成就于琉璃厂，也支撑了琉璃厂的众多古籍鉴定、文物修复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并由他们造就了来薰阁、邃雅斋、文奎堂、效贤阁、富晋书社等等商号老店的大师级人物，至今备受业内和学界尊崇。有专家指出，京津冀一体化对北方文化复苏会起到很大作用。京津历史上古旧书业、古玩行业中的河北群体，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回顾历史、追寻遗迹，对于推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019年4月，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文华衡水”大展前言中写道：“晚清以降，衡水儒商走京闯卫，促进了北京琉璃厂的文化兴盛，培育了众多行业泰斗与文化耆宿。”

到古旧书店铺三年学徒期满，留在老东家店铺的人并不多，而另立门户自己单干却有不少。他们还专门给一些大的文化机构如北京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或博物馆，一些知名藏书家的府邸跑腿送书求售。这些送书伙计，每每用蓝色或白色包袱皮儿包着古籍，捆在自行车后架上游走于京城的大街小巷豪门大户，在老北京人看来已成为一道有趣的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也慢慢地从京城飘到了津沽。

二

天津作为开埠较早的沿海大城市，自古便是八方商贾辐辏、繁华兴盛之地。辛亥革命后，众多清朝遗老、军阀官僚、政客名流相继流寓或避居天津租界，他们的群居进一步带动了古玩文物与古旧书市场的兴旺。加上毗邻文化古都的地理优势，天津得以源源不断地接收散落民间的古籍旧书，更吸引了众多财力雄厚的藏家，从而崛起为北方古旧书交易的重镇。京津两地旧籍流通频繁，也促进了从业者之间的密切交流与合作。

孙殿起作为京城古旧书业的杰出代表，先后将两个外甥带进了古书业，大外甥雷梦水成为他在北京的衣钵传人，小外甥雷梦辰则屹立于天津发展成为“勾勒津门书业文化史第一人”。雷梦辰最初也在北京学徒，1945年2月辗转来到天津，在天祥商场茹芗阁书店师从经理杨永维，重新开启了他的业书生涯。四年后，他自设“梦辰书社”，专营古旧书。公私合营期间，梦辰书社并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1990年3月，雷梦辰退休，2003年6月27日，病逝于天津，享年74岁。

雷梦水和雷梦辰兄弟俩在书业上的成就紧跟舅父孙殿起之后，真应了“外甥随舅舅”那句民间老话。雷梦辰一生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学识广博，阅书无数，经手抢救收购了大量珍贵古籍资料，成为书业的行家里手，并将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批批后人新秀，是名副其实的版本学家，广受业界佳评。他的另一重要贡献则是详细记录了天津书业的变迁，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对雷梦辰来说，他1945年2月由北京隆福寺东雅堂来津业书不过是谋生地点的转换，对天津书业来说，意义就不同了，从雷梦辰日后有关天津书业的著述成果看，雷梦辰来津沽从业，实属是天津书业一大幸事。”天津文史专家曹式哲说。

五十年来，雷梦辰也是凭着自己的眼力，收集了一大批富有价值的古代典籍，成为津门古旧书业的佼佼者。雷梦辰不只在鉴定古书上有他的独到之处，而且也能像他在京城的舅舅孙殿起、兄长雷梦水一样，在著书立说上也颇有成果。

雷梦辰儿子雷向坤曾说过一段话：“受他俩（指孙殿起、雷梦水）影响，父亲重点写津门书肆几十年的经营状况和变迁史，他掌握的史料很多，有这个优势。”又说：“1980年左右，大爷来津探望奶奶，住在我家。老哥俩坐在一起没有闲白，谈话内容都与古旧书有关。奶奶在世时，大爷从北京每次来我家，都与父亲谈论古旧书，直至深夜。我一觉醒来，见他俩还在交谈中。”

雷梦辰深知京城琉璃厂四部“书肆记”（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的重要性，前后连缀合读，可视为一部琉璃厂书肆数百年的信史。受此影响，他开始对天津古旧书肆倍加关注，体例即仿琉璃厂书肆记，耗时十余年先后撰文成稿《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晚清至解放前天津书坊刻印本书籍知见录》等。

2014年8月，曹式哲将雷梦辰生前的所有文集整理，以《津门书肆记》为名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从而为业界同仁提供了一部天津书业文化史难得的珍贵文献，填补了书业史、藏书史和文献学上的一项空白，捍卫了津门书业地位。由此业界评论雷梦辰是“勾勒津门书业文化史第一人”。

从琉璃厂走出的河北籍亲兄弟，用“书”书写了北京、天津两地的“古书传奇”，这绝非是古旧书业“京津冀”呼应的“孤版”，还有北京的书商刘仪国在天津泰康商场设立东莱阁天津分店，王子霖在天津劝业场设立藻玉堂天津分店等等。

出生在河北省深州市一个乡绅世家的王子霖，同样是一位书业奇才，他在梁启超的帮助下创建了藻玉堂，从北京发展到天津。王子霖14岁时至北京鉴古堂学徒，由于博闻强记，加之天纵之聪，未满3年便在琉璃厂崭露头角，很快成为梁启超饮冰室的座上宾。也由此，王子霖创建的藻玉堂得到了梁公的鼎力支持，并将分店开到天津，活跃起了津门古旧书业市场。

王子霖在《六十年经营回顾》自述称：在1913年，17岁时认识了梁启超。1915年19岁时独立经营，得梁公的信任和大力帮助。梁公借给我3000元大洋用于买书，买进来后便给梁公送去挑选。就这样相交十几年，直至梁公逝世为止。

天津地名文史学家王翁如在《梁启超和天津藻玉堂书店》一文中写道：自从民国十七年劝业场落成后，那里三楼也开设一家名藻玉堂的书店，把旧书生意夺走一部分。这家书店兴建的原因和梁启超还有一段故事呢。梁任公在旧意租界修建一所宅第，饮冰室也设在那里，是梁公读书、写作、会客的地方，他在那里居住了将近11年。京津两地的书商，得到较名贵的书籍，都先送到饮冰室，请梁公一读并鉴定。有时书商们忙起来，就让姓王的同事给梁公送来。王名连雨，字仲霖，后名雨。有时，他和梁公谈书的内容、版本等，时间长了，受梁公的指导、熏陶，获益不少。梁公有时问他的身世和经历，最后梁公说：“听你的谈话，对书的经营也有几年的历史了，满可以独立工作呀！”

王子霖正是在梁启超的启发下“自立门户”。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人物，其著作特别是中晚年的著作中所取资料大都得于王子霖。从小在王子霖身边长大的孙女王书燕就是根据祖父的遗稿编撰了一部《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包括《古籍版本学》和《古籍善本经眼录》《日记、信札及其他》，书中披露了王子霖与梁启超的关系：1915年1月，梁启超因政治需要避居天津，从此王子霖与他书信联络。当王子霖决定创业时，赴天津向梁启超说明情况后，梁氏借付了三千银元资助开业，其店名“藻玉堂”是梁公所起，匾上的字更是梁氏所题。王子霖积极地购买古籍，同时对古籍版本更为注意，并且随时做笔记，记日记成为他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他由此积累了丰富的鉴别古籍版本的知识与经验，为鉴赏古籍和判断古籍的历史价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王子霖的一生中，还有一件事名垂千古，更是京津两地合力促成，那就是保护了海源阁的珍贵藏书，为抢救国家古籍作出了重要贡献。海源阁为晚清北方最大的私人藏书馆，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海源阁因战乱频遭劫难。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王子霖介绍海源阁后人将所余藏书中的数十种宋元珍本抵押于天津盐业银行以作保护，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赎出，全部拨交国立北平图书馆典藏。

三

由此来看，历史上的古旧书业早已“京津冀”协同发展了。时间到了202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之际，新时代的古旧书业凭借着京津冀文脉的历史涵养来了个“大协同”。

从政府层面，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发行集团承办，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东城区人民政府协办的“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成为书圈的招牌活动，2024年9月13日，中国书店、天津新华书店集团、河北阅读传媒公司三方在2024书市签署《京津冀古旧书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为新时代古旧书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三方联合发布“京津冀古旧书业合作发展倡议”，彼此聚合资源、平台、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优势，在举办联合书展、宣传推广、文创开发、交流合作等方面全面深化和拓展战略合作，实现了京津冀同频共振、协同创新、集群发展，激发了古旧书业在新时代创新创造活力，为推动古旧书中的历史基因、文化基因转化为新文态、新业态作出新的贡献。这一年，北京书市设立的“旧书新知”专区有10万余册旧书亮相“京津冀古旧书联展”；次年4月，在河北省保定市举行的河北省第十一届惠民阅读周暨2025惠民书市期间，中国书店、天津市古籍书店、《藏书报》语华书馆三家再次联动，为广大读者呈现明清古籍、老版连环画及创刊号等珍稀文献，携手推动京津冀三地古旧书资源共享，吸引大批藏书爱好者“淘书寻宝”；在天津，以海河旧书市集为品牌的“旧书新知”活动成为京津冀全民阅读推广周的重要活动。

从市场层面来看，京津冀的古旧书业联动更具活跃。比如，位于河北省涿州市码头镇洋泗庄村的京南图书文化产业园与北京房山区一街之隔，这个一脚跨京冀的村庄成为众多北京古旧书店的仓库，更是承接了北京疏解而来的百余家图书企业。每年3月份的涿州春季书市都在这里举行，吸引来自京津冀及山西、山东等地的数千名书友前往淘书。同时，线上淘书除了孔夫子旧书网，还有多抓鱼，这是一家诞生于北京望京的二手书买卖起家的电商平台，图书工厂就设立在天津，其点货绑码、图书信息核对、正盗版鉴定、品相分级、修复、消毒、塑封都在那里完成。笔者书房内的众多旧籍古书多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旧书市场以及孔网和多抓鱼，算是古旧书业“京津冀一体化”的受益书友。

当下，在北京孵化出的“旧书新知”已经风靡京津冀，甚至串联起了上海、苏州、南京和香港，一下子让旧书市场不再仅仅是买卖二手纸质书的场所，而是逐渐演变为兼具文化情怀与商业创新的综合性文化生态。古旧书的“破圈”让它们遇见了“新知”，给“首都都市圈”注入了更多书香气息。书客们也不再觉得旧书是件碍事的闲置破烂品，奇妙般地挖掘出了其中文化遗产的属性，年轻一族更是在古旧书市场里萌生了许多生动的玩法，纷纷愿意为其背后的故事买单，在一买一卖中，把传统文化、旧书古籍中汲取的美学等有关知识完成了向下一代人的传授。

古旧书业“京津冀”协同发展，犹如一部大书，值得大写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