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喜欢李白、苏轼的诗，对杜甫有点“敬而远之”。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读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宇文所安的《盛唐诗》等著作，才对杜甫之诗有了些感触；也断断续续翻过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洪业先生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陈贻焮先生的三卷本《杜甫评传》、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这几部书都出自学术大家，论述各有千秋，让我受益良多。

可也有一丝遗憾：这几本书都是“评传”，即作者直接出场议论，一边概述传主的经历、诗文，一边引用古今研究文献进行论述。这种写法的最大特点，是作者以全知全能的视角，依托后世千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与成熟观念体系来评议古人，对其人其事的前因后果给出种种合理化解释。但这容易让读者忽略传主本人在其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真实生活状态。比如，杜甫在世时肯定不知道自己日后会被尊为“诗圣”，也不知道自己如何伟大。

区别既往“评传”书写

在我想来，杜甫活着的每时每刻，应该就像生活在今日的你我一样，要应付许多意外，处理许多琐事，听闻许多谣言，并不知道下一月、下一年会发生什么。他有自己的迷茫、无知，并不知道自己的诗能否流传下去。

我希望写写杜甫活着时可能见到什么，听到什么，经历什么，让读者跟随杜甫的目光与脚步，在一个真实、有限的信息环境中看他如何一步步从少年走向老年，直至死亡。举例来说，杜甫在长安以外的地方生活时，京城长安发生的新闻总要几天、十几天，甚至几十天后才能传到杜甫所在的地方，本书中有许多“听说”，这才是杜甫感知信息的真实方式。

因此，《向海寻鲸：杜甫传》是一本与评传不同的传记，正文只聚焦杜甫本人的成长轨迹与人生亲历，将他一生的岁月切片、人生片段按时间脉络有序串联，如同拼凑一本人生相册、放映一部生平纪实电影。

恪守纪实叙事原则

在这本书里，作者几乎是隐身的，只是严谨而又细致地陈述传主在具体时空中如何一步步成长，面对怎样的物质景观和信息环境。

我给自己定了两个原则：一是正文中作者尽量不出场评论，也不引用杜甫之后的其他人评述，即便有些地方不得不引用有关研究论点，也要融入叙述文字中，详细的研究结论、来源放在注释中解释；二是坚持“向前不向后”的叙事准则，即正文出现的所有人名、事件、典故，皆是杜甫生前亲身听闻所见的前人旧事，不会出现中晚唐、宋元明清乃至现当代的人物、事件、典籍名称。简言之，这本书里的杜甫，只活在自己所见所闻的时空里，他不知道白居易、苏东坡，也不知道后世文人学者赋予他的伟大意义和显赫名声。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想象的杜甫。而我试图呈现的，是我心目中那个“可能的杜甫”。他仅仅活在那个有限的时空之中，是个没落的士人子弟，是雄心万丈的文艺青年、失意潦倒的低级官僚、投亲靠友的流浪者、心怀惭愧的丈夫和父亲。当然，他还是个沉迷诗歌的写作者。

身处盛极而衰的转折时代，他持续用诗歌记述自己一家的辗转迁徙、悲欢离合，描摹目之所及的山河风物、民间疾苦，倾诉所思所念的亲友故交、人生理想；在日渐动荡、残暴冷酷的现实世界中，他始终坚持写作、阅读、赏画、亲近自然。亲友的点滴善意、人间的细碎温情，慰藉着他的落寞人生，让困顿漂泊的岁月多了暖意与意义。他想把自己珍视的一切人事光景，都永远留存在笔墨诗篇之中。

审慎考辨现存史料

写“杜甫传”的难点之一是其早年经历没有特别清晰的记载。天宝九载（750年），时年三十九岁的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作诗“千有余篇”，然而现存杜诗中，作于天宝九载以前的诗作仅四五十首，可见他早期的作品大多亡佚了。因此，杜甫四十岁之前的生活细节，不像四十岁以后那样有详尽的诗文记载，就连他在哪里出生、在何处长大、何时参加科举考试也争论颇多，我只能在诸多研究中选取自己觉得最合情理的地点、时间铺叙一二。

值得说明的是，在本书审校过程中，我有幸拜读王炳文新著《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一书，发现他对杜甫父亲逝世时间的推测与我不谋而合。王先生对杜甫十八岁参加科考、与郑遵意交往等两三事的考订、推测，颇有新意，且与杜甫诗文隐约透露的人生履历契合。故本书中相关章节内容，对他的研究有所参考，具体见书中相应章节和注释。

读懂他的困顿与光芒

杜甫的诗中很少提及他的父母，或可推测，他因幼年丧母，少年时代主要由姑姑、婢女抚育，极端缺少母爱以及正常的父母关系的滋养，因此他虽然非常聪慧，但是个性比较执拗，在社交方面比较笨拙。这导致他成年以后在求仕、为官时都显得拙于处事谋身。

他的这种个性和李白非常相似。李白的诗文中也绝少提及父母和他幼年的生活，同样不擅官场应酬，在人际交往中露出率直底色。

我曾和友人打趣闲谈：李白的一生，就是“家世不明的富二代在封建官僚社会中挣扎的奋斗史”；而杜甫的一生，则是“没落士人在乱世中的流浪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都是被主流官僚体系排挤在外的“边缘士人”，他们天真、执拗的个性，注定无法在官场获得自己心中期望的成功。

虽然对他们来说，仕途困顿是悲哀的事情，可恰恰是这份失意与落魄，淬炼出两人诗文与众不同的精神风骨与文学光芒。如果他们两人在官场中如鱼得水，恐怕也写不出那些直击人心、传诵千年的动人诗篇。因此，幸亏他们在那个体系中失败、失落了，才于笔墨之间写尽人间沧桑，留下无数震撼后世、岁岁传诵的千古诗作。

（作者为历史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