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赞道：（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刻于太和十二年（488）的北魏《晖福寺碑》被康有为在《碑品》中定为“妙品上”，称赞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

民国时期的国家内政部曾在1924年组织了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古碑调查与拓本资料搜集活动，陕西省政府将前秦《广武将军碑》《邓太尉碑》以及北魏的《晖福寺碑》一同列为重点碑刻，并将它们的拓本呈送国家内政部。

在当时陕西省给内政部的报文中称：“查属县城内中学（原劝学所旧地）存有北寺《晖福寺碑》一座，系北魏时所立，文字颇称古老，兼之北魏金石甚缺，因先觅匠拓印一份……”这究竟是一方什么样的石碑，竟令当年的陕西省政府如此看重并呈送给国家？

魏碑孤例

《晖福寺碑》刻于魏太和十二年（488），楷书，24行，每行44字。碑石高294厘米，宽94厘米，厚20厘米。碑额题“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 9字，额下有穿，直径为13厘米。碑身下部作束腰形，颇类小蛮腰，应为魏碑孤例。碑文记述宕昌公王庆时建造晖福寺事。碑阴刻有题名，主要为营建晖福寺的王遇家人的名字与官职，以及此碑的撰文者（秘书著郎傅思益制文）及刊刻者。碑石原在陕西澄城县，当地人禁拓，故民国以前传本很少。1971年移藏西安碑林，为国家一级文物。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初，尊重佛教。可惜后来重用崔浩。崔浩向太武帝推荐道士寇谦之，太武帝转向崇道恶佛。从太延四年（438）三月起，下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令五十岁以下的出家人一概还俗。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发布“禁养师巫诏”，再次拉开灭佛序幕。两年后（446），太武帝怀疑沙门与农民起义军首领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亲征平叛起义军并开始了全面灭佛之路。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首次遭遇灭顶之灾。

公元452年，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杀害，时年45岁。高宗文成帝即位后，下诏恢复佛教，延至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孝文帝祖母文明太后力倡佛学，影响深远。《晖福寺碑》记载“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对佛法甚有研究。上有所好，下自有紧跟溜须之人。

王遇嗅到了空气中不一样的味道，决定盖个宝塔，好好表现下。营修晖福寺的王遇，羌族，字庆时，冯翊（今陕西大荔）人。羌族是非常古老的民族。西汉时羌族主要分布在汉朝西北部。原在河湟地区，以后又向四川西北、青海南部迁徙。西汉时，中央政权在西羌聚居的河湟地区设置郡县，以隔绝羌、匈奴，并逐渐把内附或俘虏的羌族徙于河西、陇右诸郡。东汉时统治阶级对西羌的压迫加重，羌人不断反抗，后被强行迁入甘肃、宁夏、陕北，甚至关中和河东地区。

北魏时，曾姓钳耳（古代关中羌族复姓）的王遇家族，与雷、党、夫蒙、荔非都是羌中强族，集中居住在李润堡，即今天陕西澄城县良周村一带。《魏书·王遇传》记载：“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499－515）复改为王焉……遇坐事腐刑，为中散，迁内行令、中曹给事中，加员外散骑常侍、右将军，赐爵富平子。迁散骑常侍、安西将军，进爵宕昌公。拜尚书，转吏部尚书，仍常侍，例降为侯。出为安西将军、华州刺史，加散骑常侍。”王遇擅长宫殿营造，是位建筑学家，情商又比较高，因此深受文明太后的恩宠，一路升官进爵。

正始（北魏宣武帝元恪年号）初年，王遇升迁为将作大匠。将作大匠，秦代称将作少府，西汉称将作大匠，职掌宫室、宗庙、陵寝等的土木营建，秩（官级）二千石（dàn）。明初废，并其职于工部。

从碑阴其家族署名看，王遇父、兄、子皆为佛弟子。为了报恩“二圣（即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于是费时3年，“罄竭丹诚，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两座三层宝塔终于488年告竣。建成的晖福寺规模非常宏大，据《晖福寺碑》记载：“法堂禅室，通阁连晖，翠林渌流，含荣递映……当今之壮观者矣。”碑文总共874字，凡出现“皇”“太皇”“二圣”“后皇”“皇圣”等字时，必立正敬礼，另起一行，置于行首。可谓感恩戴德，毕恭毕敬。

隶楷极则

《晖福寺碑》是北魏在平城时代的书法名品，锋芒内敛，气势豪放。风格接近于稍晚的《郑文公碑》（511）。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称赞道：

（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康有为将《晖福寺碑》列为“妙上品”，并评价说：“《宕昌公晖福寺碑》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

可惜宝塔并不能保佑大魏江山永垂不朽，40多年后北魏亡国。两座宝塔和宏伟的晖福寺早已不明所在，还好《晖福寺碑》得金石之寿，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此碑原立于陕西澄城县北寺村（今属罗洼乡）如来庙中。旧时，乡人迷信拓碑不祥，可能会引发下冰雹，所以用油灰涂抹碑面，禁止椎拓，故此碑旧拓非常罕见。

1918年，晋军渡过黄河，来陕西参加靖国之役。支队参谋李涵础（培基）随支队长王世卿驻防韩城，李雅好书法拓本，四处托人搜罗《晖福寺碑》拓本。消息被当时占据澄城县的陕军赵老九（子健）知道。赵老九以为可以趁机椎拓《晖福寺碑》，贩卖以充军资。

1919年阴历四月初六，赵老九派遣手下十余人前往北寺村如来庙拓碑，但遇到当地居民激烈抵抗。争斗中，《晖福寺碑》被推倒，赵老九的一名手下被打死，余部仓皇逃回。赵老九闻知大怒，次日，再派士兵将北寺村团团围住，最终于十二日将该碑运至澄城县劝学所。自从“其地驻军移（碑）置邑城，任人椎拓而课其税焉。绝世瑰宝乃得大显于世”（毛昌杰《君子馆类稿·文钞·跋晖福寺碑寄旭初侄》）。

1972年，碑石从澄城县移存西安碑林。现在，游客一进入碑林第三展室，便能看到《晖福寺碑》卓尔不群的风姿。碑林中唐代汉代碑石最多、最有名，北魏碑石还真没几个，而它就是代表。

1500年前，王遇的虔诚祈祷在斑驳的碑面已经踪迹难寻，100年前为争夺《晖福寺碑》而大打出手的闹剧也早已变得寂然无声，唯有《晖福寺碑》的高简还感动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在书法艺术的海洋里遨游。（作者为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