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冠军先生主编的《何以台儿庄》一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书中提出古兰陵是荀子思想的形成地和实践地的观点。该书在总序中明确指出，作为兰陵旧疆的台儿庄，夏商时期为偪阳国，战国时期属楚，置兰陵县，是时春申君向楚王荐荀子为兰陵令。荀子先后两度任兰陵令近十年，并终老兰陵，因此古兰陵也是荀子思想的形成地和实践地。

荀子思想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必然与其实践经历有关

以前人们在研究荀子时，主要着重研究荀子的思想有哪些、是什么，如他的性恶论、“隆礼重法”、教育思想等，很少关注他的思想从哪里来、如何形成的。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思想的源泉和动力，荀子思想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必然与其实践经历有关。

从为政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先秦的三位大儒孔子、孟子和荀子作一个比较。孔子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官至大夫，游历多国，晚年致力教育，整理古代文献，关注的多是上层执政者应当如何做。孟子虽也游历多国，只是短暂担任齐宣王的客卿，几乎无从政经验，晚年著书立说，更多的是他个人的一些理想主义的看法，如仁政、性善论等。荀子本是赵国人，游学于齐，最终来到楚国，既做过稷下学宫的祭酒，也担任过楚国的兰陵令，最后著书立说，既与上层执政者接触，也与下层百姓打交道，他在古兰陵两任县令，这对他思想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荀子的兰陵令一职，十分重要。因为那时的县，不同于今天的县。我们知道，县始于春秋时期，最初设置在诸侯国边地，秦、晋、楚等大国往往把新兼并得到的土地置县。到春秋后期，各国才把县制逐渐推行到内地，而在新得到的边远地区置郡。郡的面积虽较县大，但因地广人稀，地位要比县低，所以晋国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战国时期，边地逐渐繁荣，才在郡下设县，产生郡、县两级制。秦统一六国后，乃确立郡县制，县隶于郡，此后两千多年，县这一级行政区划始终保存，也是最基层的地方政权。

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的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荀子任兰陵令，当时的兰陵比较大，包括今天的兰陵县，枣庄市的台儿庄区、峄城区、市中区及周边一些地方，荀子在这里执政，因为当时的兰陵县直属于楚国管辖，因此他既要与楚国上层联系，也要与当地的老百姓打交道。

荀子思想真正成熟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是在古兰陵

荀子两次担任兰陵县令近十年，这十年，可以说是荀子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兰陵也是荀子思想的形成和实践地。以“隆礼重法”为例来说，荀子为什么要强调“隆礼重法”呢？“隆礼重法”的原文是“隆礼至法”。《荀子·君道》中提出：“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认为治国理政需要兼用礼、法，其中的“隆礼”是对执政者说的，上层执政者需要以礼行事，“重法”是对下层百姓而言的，良好的社会秩序，离不开法律。“隆礼重法”的结果如何呢？《荀子·成相》中有过文学性的描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君子以修”指的是执政者，“百姓宁”对应的是民众，“国家既治”指向的是诸侯国和大夫（当时的“国家”，与现在的“国家”不同义，“国”指的是诸侯封国，“家”指的是大夫及其封地），“四海平”指向的是天下民众。

在先秦，每一个思想或者每一个概念都有特定的对象，并不是指向所有人的。仁、义、礼、智、信主要是对贵族统治者的要求，而法却是用来约束大众的。孔子所关注的是如何约束贵族，那就是为政以德，以礼来约束，而不怎么关注如何具体管理百姓，因此也就不怎么强调法，但并不是说法不重要，法一直存在，一直很重要。

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儒家宗师仲尼，因此，荀子思想自然要源自孔子，离不开孔子思想。春秋时期的孔子看到天下大乱，主要是由贵族内部无秩序而引起的，因此他强调礼，强调要以礼来约束贵族，战国时期的荀子在为政时发现，当时战乱频仍，依旧需要用礼来约束贵族，因此他像孔子一样，仍然强调礼的重要性。但荀子又多年担任兰陵令，要参与如何具体管理百姓，所以他在管理基层的实践中，慢慢又形成了重法的思想。可以说，“隆礼重法”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古兰陵，离不开荀子在古兰陵的从政实践。

稷下学宫“三为祭酒”使荀子名声大噪，也使其思想初步形成，但其思想真正成熟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则是在古兰陵这方热土。《何以台儿庄》提出古兰陵是荀子思想的形成地和实践地的重要观点，为我们研究儒家思想、荀子文化、古兰陵文化、台儿庄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理路。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实学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