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与诗歌相伴的，诗歌是青春最好的表达。年轻时，我以为只有诗人才写诗，那时已在报刊上发表过若干首诗的我，心里难免有点得意。一次，和报社一位女同事聊天，聊得投缘时，她拿出一个日记本，犹豫了一下，还是递给了我，说：“这本子是第一次给别人看，千万给我保密啊。”翻开这本日记，我惊呆了：许多篇章都是诗歌啊！有的诗句，我看一眼就被“震”到了，来自生活、真情实感、少女情怀，真的是好诗。我问：“这么美的诗怎么不拿出去发表？”她笑了，说了一句诗样的话：“我偷偷写的，只留给自己看，现在，有了一个知音。”此后，我们真成了知音。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作家王蒙19岁时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篇就是一首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我的青春，也是从写诗开始的。

都说少年的记忆最清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条小胡同里也出现了“文艺宣传队”式的街头演出。其中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蹈跳得好，许多时候，她都是主演。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混”在一块的伙伴里，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喜欢盯着她多看几眼——苏伊的爸爸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那个时候，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1972年，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诗情正“勃发”，一口气写下了300多行的长诗《雷锋和我们同在》。写完之后，自己朗诵，激动不已。那天，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心跳加速把它交给了苏伊。记得她瞪大了那双美丽的眼睛看我，我赶紧转身逃离……

显然，苏伊十分认真地完成了我的托付，把我的诗交给了刚从向阳湖干校返京不久的父亲。正是这首长诗“处女作”，使我登堂入室，去面见我崇拜的大诗人臧克家先生。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虽然它明显带着模仿贺敬之、郭小川和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阶梯诗”的痕迹，但今天读来，我仍有一种青春的涌动：“天山的雄鹰呵，/你们为何/扑打双翅/唤来飞雪，/莫不是/要让冰峰洁白？/南来的大雁呵，/你们为何/组成利剑/一字排开，/莫不是/要把白云剪裁？/奔腾的河流呵，/浩瀚的江海，/你们为何/激起浪花/水拍云崖，/莫不是/源头引下银河来……”

自此，我成了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先生寓所的常客。

青春色彩最浓重的一章，写在19岁我高中毕业后插队下乡的顺义谢辛庄。离开京城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田野、泥土、炊烟、老乡，构成了我青春最真实的风景。白天下田干农活累得要死，夜晚在昏暗的灯下读书写作，与心灵对话。村边那条无名的小河，日夜潺潺流淌，伴着我的喜怒哀乐，载着我的青春过往。多年之后，我写下散文《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

它是那样的美丽，清清地从村子旁流过，绕过知青大院不远处，河面变宽，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是我们叫它湖，贫下中农称它“泡子”，它的确太小了，小得连个名字也没有。水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我们全然不知。可在我们眼里，它真的很美：河边是茂盛的钻天杨，水岸边生长着摇曳的芦苇。“三夏”收工后从它身边走过，捧起清凉的河水擦擦汗，涮涮镰刀，顿感一身轻松。女生总能最早适应环境，她们的做法也比男生胆大。一天傍晚，我和同宿舍的立成、吴川往河边走，被一位大嫂拦住。她说，你们不能过去！为什么？大嫂郑重说，你们的女知青在洗澡呢！“洗澡”就是游泳，这个我们知道，但还是红了脸，心里一阵狂跳！冬天大雪纷飞，队里歇工了，我们班那几位漂亮女生竟穿上冰鞋，在湖面上滑起冰来。她们轻盈的身影，欢乐的笑声，能不迷倒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小伙子们吗？

文尾，我发自内心流淌出这样的句子：“那条小河，只有谢辛庄有；那时的青春，只有我们确认。”

这篇散文荣获了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谢辛庄的乡间小河，便从我的记忆里流淌进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意象。我深知，最动人的文字从不是来自空想，而是来自脚下的土地，来自真实的生命体验。

1982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走进北京日报社，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从此，青春的笔便与时代同行。在新闻与文学的交融之中，我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以青春激情为底色，以新闻之眼观世事，以文学之心写人生。

胸中不熄的青春之火，使我不止步于完成记者的写稿任务，我定下更高的目标。1991年电影《焦裕禄》上映，引起强烈反响。我完成报道任务后千方百计“追”到李雪健，在他家和他长谈到深夜，他的妻子于海丹见我们谈兴愈浓，默默给我们做了方便面。报告文学《走进焦裕禄世界》交稿了，报社拿出一个整版予以刊登。由于是独家文章，全国众多报刊转载。而我最大的收获，是与雪健、海丹成为挚友。

我的青春曾闪亮在我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国庆之夜。那是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我在见报稿子的开头写道：“缀在西天的晚霞还没有退尽，天安门广场就汇集成欢乐的海洋。晚上七时整，联欢晚会拉开了帷幕。顷刻，广场上二十万男女青年同时跳起了集体舞。色彩斑斓、奇幻多姿的夜空下，青年们围成了一个个舞圈儿，欢唱着，雀跃着。”那天，我从位于东单的报社一出门，就汇入了人们欢乐的海洋。一支支团队看到我胸前红色的记者证（北京日报只有一个晚会报道记者名额，重任交给了我），纷纷打招呼，希望我能把他们写进报道中去，有人问：“你能进入广场中央吧，你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吧？”“能！”我大声回应着，脚下的步伐变得欢快、轻松，一点压力也没有了。临近金水桥东侧，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哦，是我们北京日报社的团队！本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也参加过几次集体舞的培训，立即被同事们拉进了跳舞的阵容。乐曲响起来了，那是我熟悉的云南民歌“阿细跳月”。正值青春，顷刻被那欢快、动听的旋律感染了，被那优美、激越的舞姿陶醉了。舞曲间歇，我有点卖弄地说，阿细跳月的故乡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弥勒县（现为弥勒市），她的名字叫可邑，我曾去那儿采访过。“啊，真棒！”大家欢笑着。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国庆之夜、青春之夜啊！

30多年间，我得了五个“中国新闻奖”，在编辑岗位上荣获了首届全国“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退休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我一点没有“老”的哀叹，也没有工夫哀叹。我给自己起了个词：“青春晚期”，提醒自己抓住青春的尾巴，再多写几篇文章，力争写出几篇好文章。从第一本书《走进焦裕禄世界》问世，到散文集《笔底波澜》《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西河渡》等，一部部作品相继出版。

我的“青春晚期”过得无悔，也算“犹灿烂”吧。

回望走过的路，青春早已远去，可我心中的激情却从未熄灭。记得1974年，我这20岁的插队知青第一次回家探亲，扛着半麻袋自己亲手栽种、收获的白薯，去看望恩师臧克家先生。臧老特别高兴，用浓重的山东口音给我朗诵了那天刚刚完成的一首诗：“自沐朝晖意蓊笼，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

还我青春火样红！

那条乡间小河依旧在心底流淌，对生活的热爱依旧滚烫。我不追求文坛的盛名，不奢望华丽的光环，只愿做一个踏实的书写者，守着一方书桌，握着一支瘦笔，写人间烟火，写山河岁月，写赤子之心。我的青春诗篇，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却有脚踏实地的坚定；没有炫人眼目的华丽，却有始终如初的真诚。它写在乡土之上，写在时代之中，写在每一个被真情温暖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