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接受《高端访谈》专访。

在中国任教多年，他表示喜欢在中国的生活。

他认为中国人勇于尝试，他赞赏中国人的学习与创新精神。

1947年，迈克尔·莱维特出生在南非，后来移居英国。莱维特早年攻读物理学，之后转向生物学研究，成为最早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生物化学的科学家之一，为计算机生物学构建了概念和理论框架。

2013年，莱维特与两位同事因“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了多尺度模型”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莱维特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荣誉院长。

何岩柯：莱维特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高端访谈》的专访。

莱维特：很高兴与你交流。

何岩柯：谢谢！我了解到，您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度过。您对中国有什么突出的印象？

莱维特：我确实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我太太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六年，她非常喜欢在中国生活。我是个好丈夫，当然要让太太开心。这些年，我们对中国越来越熟悉，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无论在上海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就像在家一样。我们特别喜欢这里干净的环境，地铁很棒。中国给人非常好的安全感。就算不小心把手机落在某个地方了，在你回到酒店之前，手机可能就被送回来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可贵。我和中国还有另一层渊源，我的长孙目前正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求学。他正在学习中文，现在已经能和网约车司机、路人交流了。他很喜欢与人交谈，这一点我目前还做不到，我觉得会说中文是一件很棒的事。

过去几十年里，定量生物学对整个生命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学科交叉的定量计算方法在生物学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作为该领域的先驱之一，莱维特的工作集中在使用计算方法来理解生物分子，特别是蛋白质的结构和动力学，他为开发用于计算大分子结构的方法作出了巨大贡献。

莱维特拥有60年左右编程经验，如今依旧每天高强度使用各种主流人工智能模型。在莱维特看来，人工智能不会让人变得懒惰，而是让人更加强大。

何岩柯：您因“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了多尺度模型”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能不能请您用通俗的语言向观众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莱维特：首先，我认为生命的运行机制是极其精妙的。我可以简要说明。在生命体里，一切事物都是由蛋白质分子组成的。你的身体里有2.5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形状各不相同。它们像积木一样拼接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生物体的所有形态均由这些协同作用的蛋白质调控。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开始用计算机研究蛋白质与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形状，大约在1961年或1962年的年末确定了这些形状。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多尺度模型？多尺度模型可以应用在生物或蛋白质之外的广阔领域，例如气候变化、可持续性、经济等等。比如经济领域，既有宏观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有微观的一个孩子在商店里想买点什么这样的事。我们身边有不同的尺度，城市也是如此。

何岩柯：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计算生物学。是什么让您走进了这个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魅力是什么？

莱维特：启发我的其实是少年时代对电视的热爱。我出生在南非，1963年到了英国。当时我16岁，去伦敦看叔叔和婶婶，他们都是科学家。南非那时还没有电视，而他们家有一台。对我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几乎一有空就守在电视机前，好在当时只有一个频道。更巧的是，有一位1962年刚刚因为蛋白质结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1964年初参与了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那档节目讲的正是生命的奥秘，有关这些微小的“机器”、DNA（脱氧核糖核酸）以及信息的传递。那真是一档非常精彩的节目，我听得非常入神，几乎不敢相信科学竟然如此生动。当我看到这个节目立刻就说，我也想做这样的研究。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切就开始了。当然，这一路并不平坦。人生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总会有曲折。但我很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其实有两大热爱：一个是对计算机和数学的热爱，另一种是对生命本身的好奇。毕竟无论是谁都会对生命的过程充满敬畏。生命从虚无中诞生，并创造出如此多的奇迹。我们能从生物学中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就好像生活在两条大河之间：一条是计算机科学，另一条是生命科学。这两条河流都在奔涌向前，而我就坐在河岸边静静地看着，也不断从中受益。回望过去，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对我来说，已经写了60年程序，如今再回头看，依然觉得难以置信。

何岩柯：您让我为自己身为一位电视工作者而深感自豪！这么巧，您因电视节目结缘科学。

莱维特：电视确实举足轻重。

何岩柯：您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但您曾说您“从未系统地学习过化学”，而且您最初的研究领域是数学和物理。您在研究上的这种跨界思维是如何塑造的？

莱维特：我认为我的跨学科思维源于对各类事物的兴趣。学科之间的界限是历史形成的，在我看来，并不是好主意。当你涉足一个新的系统时，会获得全新的洞见，那种感受既新鲜又独特。我由衷相信，先进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模糊学科界限。如果我的爱好是中国古典诗词，只需和DeepSeek（深度求索）交流一天，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体验。

何岩柯：您曾提到，地球上存在三种不同但密切相关的智能：生物智能、文化智能和人工智能。您认为这三者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驱动人类未来发展？

莱维特：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生物智能和文化智能按照首字母称为ABC。不过，我又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叫作PI，也就是个人智能。它指的是我们对自身身体的认知与管理能力，这是每个人独有的智慧。我想要强调生物智能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能从中学到好多。生物智能造就了人类，而人类又创造了人工智能。如今，人工智能又能在人体健康甚至生物智能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再次体现了多样性的力量：通过结合不同类型的智慧，我们得以获得全新的视角。

何岩柯：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学奖同时垂青人工智能领域研究者，这不仅是对科学家个人成就的认可，也是对整个人工智能辅助科学研究趋势的一个肯定。您如何看待这一发展趋势？

莱维特：自ChatGPT3.5发布首日起，我就开始频繁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工具，不仅是ChatGPT，还包括Gemini、Claude、DeepSeek（深度求索）和Kimi智能助手。我每天使用上百次，沉浸其中数小时。因此看到诺贝尔奖的结果我深感欣喜。这些奖项堪称对学界60年积累的总结，因为机器学习必须基于海量数据。正如我研究的蛋白质结构，最初我们仅仅知道两种折叠形态，如今已积累20万种构象。正是通过精妙算法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才使其具备强大的预测能力，这一切形成了完美闭环。获奖成果还融合了众多先驱开创的方法，科学本就该站在巨人肩上，唯有承前启后才能在各个领域实现突破。

何岩柯：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需要平衡创新和责任，尤其是“数据依赖”和“黑箱问题”等挑战，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这些挑战？

莱维特：我认为即使没有人工智能，这些问题也已经存在。我认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平衡好责任问题。如果我偷了东西，别人来找我对质，我可以说：“不是我偷的，我可以证明我当时在哪里。”但如果一个程序窃取了什么，我们却无法这样证明。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每个计算机芯片、每个程序和每个程序输出都有身份标识。责任问题归根结底是要明确谁应该负责。从我的全球视角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需要不断改进。我很高兴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多个国家在应对这个问题，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平衡。平衡非常重要，多样性也极其重要。

何岩柯：从您的角度来看，未来人工智能会自动拥有自主性，还是始终只作为服务于人类的工具？

莱维特：也许你会问，人类拥有自主性吗？无论我生活在何处，总有一些事情我能做，也有一些事情我不能做。

何岩柯：我们都有规则。

莱维特：有了规则，社会才能运转。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在使用人工智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盲目信任它。做科学家的好处之一，就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事，因为实验结果往往最会欺骗你。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

何岩柯：您认为哪些问题仍然需要人类或者文化智能的独特见解？

莱维特：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会远胜于单独依靠人类或仅依赖人工智能。我认为，人类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时不走寻常路，而正是这种不寻常路很重要。举个例子，你应该看过《三体》吧？在这套书里，面对外星入侵，必须想办法应对的人并非普通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常人不一样。我发现我自己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和我妻子或儿子的使用方式截然不同。每个人对人工智能的使用都极具个性化，人工智能与个人结合的模式也独一无二。

何岩柯：您之前提到过，您很好奇人工智能会问您什么样的问题。在这次采访前，我就问了DeepSeek（深度求索）它最想问您哪些问题。

莱维特：你准备得很充分。请问吧！

何岩柯：实际上，它给了我一长串问题。

莱维特：你可以先选一个。

何岩柯：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直觉。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直觉是否仍有存在的价值？

莱维特：我认为直觉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当我涉足新领域时，很多时候不会一开始就阅读大量文献，而是先有想法。之后我会和人工智能展开很多讨论，比如我会问：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人工智能可能会回答：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不过40年前已经有人提出过类似观点了。这很有帮助，因为它能让我明确该去研读哪篇论文。直觉是人类特别擅长的能力之一，我们也善于提出疯狂的想法，我觉得每个人都能想到疯狂的点子，但有时候会害怕说出来。就我而言，我并不在意，也不怕犯错。我乐于犯错，也喜欢疯狂的想法。一旦你有了一个想法，就会被它深深吸引。

何岩柯：下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你能给年轻时的自己写一封信，写给刚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自己，你会给当时的自己什么建议？会是一条技术层面的建议、一份职业发展的规划，还是一句简单的人生箴言？

莱维特：我想我会选择最后一种，和个人智能相关的人生箴言。我会告诉年轻时的自己两件事：第一个建议，锻炼身体。

何岩柯：不应该是告诉自己去研究某个课题吗？

莱维特：不，我会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坚持锻炼。第二个建议是：把智慧运用到人际交往中。因为人际关系向来非常复杂，与人打交道比下围棋还要难。而有意思的是，即便在早期阶段，人工智能就已经非常擅长情感智能了。比如，我的女朋友和我分手了，我特别难过，该怎么办？这类问题你可能会去问最好的朋友，也可能和谁都不说。但我在很多情况下都试着这样问过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浏览很多信息，所以懂得很多，而且它不持观点，也不在乎。你看，人工智能很有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2018年，作为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重要开拓者之一，莱维特加入复旦大学，带领该校交叉学科团队开展定量生物学研究。如今，莱维特在中国任教已经迈入第八个年头。每年，莱维特都会开设课程，与中国的年轻学子们交流分享。

何岩柯：中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您认为这一行动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莱维特：聚焦科技发展非常有必要。在我看来，创新驱动力是年轻人，中国有大批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和关心教育的人。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恰逢其时的行动倡议。所以我们要给青年科学家足够的独立性，让他们承担责任，也要允许他们犯错。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经常失败，因为他选择了困难的课题。如果你挑战自己，很可能会失败，因为你在尝试未知。就像婴儿学走路，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步，摔一次就不让他再走，那他就学不会走路。

何岩柯：所以，培养年轻人的科研独立性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

莱维特：可惜这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在变老。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的平均年龄比现在要年轻15到20岁，也就是说现在的科学家平均年龄更大了。我们要重视培养年轻人才。

何岩柯：中国的“十五五”规划着重强调科技创新以及培育拔尖创新人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他大力鼓励年轻人勇敢超越、探索未知。

莱维特：这至关重要。举个例子，我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那项研究，其实早在1975年就已经完成了。我出生于1947年，当时我才27岁。直到2013年，我才获得了诺贝尔奖。几乎所有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他们的关键性工作都是在40岁之前完成的。如果想要创新，必须依靠年轻人。年长的人能做的，就是搭建创新的平台，营造让年轻人自由探索的环境。

何岩柯：如今您积极参与了中国的科学研究，您有在中国高校任教的经历。您如何看待中国交叉学科的科研发展？

莱维特：我觉得很好。中国人极具创新精神。复旦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正在我熟悉的领域开展研究。我还会和学生、年轻人见面、交流，能和很多年轻人互动，我认为这很重要。我欣赏中国人的另一个做事方式是勇于尝试。要发展电动汽车产业，不是只挑选一家企业，而是同时支持一百家企业。大家都清楚，其中很多会失败，但成功的概率也更高。

何岩柯：莱维特先生，我给您准备了个小东西。这个您应该很熟悉。因为我看到您上课经常用这根指示棒。我们这里有您讲课的照片，这是在复旦大学。

莱维特：没错，是在复旦大学。我给本科生上过几次课。

何岩柯：您的这个手势很酷。

莱维特：谢谢！这是最近拍摄的。我记得这节课。在这种场景下，用手指示非常有效。大概是我来中国的头几周，秘书很热心，帮我买来了这些指示棒。我问她是在哪买的，她说是网购的。现在我也能随时网购了。

何岩柯：我们看到不仅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连教室外的走廊上都有学生在听您的课。

莱维特：那是我的第二场讲座。我一直喜欢鼓励年轻人，而鼓励他们的方式很重要。我很幸运，曾经有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做我的导师。其中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他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当我21岁第一次见到他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他有一辆红色的跑车。那时候我还是个21岁的小伙子，对跑车的兴趣比科学还大。那一刻我觉得，他也是个普通人，也喜欢跑车。

何岩柯：他也是个普通人。

莱维特：没错，他就是个普通人。我认为要让学生明白这一点，科学家也是普通人，既然都是人，自己也能做到这些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何岩柯：我们多次谈到年轻人。中国年轻一代最令您印象深刻的特质是什么？

莱维特：他们充满好奇，善于学习，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特质。

何岩柯：好奇心。

莱维特：对，好奇心与求知欲，以及时刻做好准备。我很欣赏那些能够跳出框架思考、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人，这确实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特点。中国的一个美好之处在于它拥有悠久的历史，你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了解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风貌。有些时期的人们就展现了强烈的好奇心，中国有许多著名发明。对我来说，中国最重要的两大发明：一是筷子，因为手并不干净，即使是掉在地上的筷子也比手干净；二是茶和热水。在17、18世纪，由于水里有细菌，人们经常因此生病死亡。即便你当时没有意识到，在泡茶的过程中煮沸水，就能杀死细菌。因此，筷子和茶，也就是煮沸的水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可能比抗生素还要重大。我有时会和人们开玩笑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出名是因为他来到中国，把意大利面和比萨带到了欧洲。我真希望他当时把中国筷子和饮茶的习惯也一并带回去。

何岩柯：您曾经说过生物的生命奥义不是适者生存，而是最具多样性者生存。您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莱维特：道理很简单。地球上存在两种生命形式。一种是肉眼看不见的细菌，有时你或许能在牙齿上发现少量踪迹，但它们体积微小且结构简单，通常只有一个细胞。然而，这种模式无法长久维持。大约十亿年前，自然界演化出了雄性和雌性，有性繁殖也随之产生。后代既不完全像母亲，也不完全像父亲，而是一半像母亲，一半像父亲。大自然若想，完全可以让孩子继承父母双方最优的基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孩子随机继承父母各一半的基因，每个孩子得到的那一半都不同。这意味着，孩子之间仅有一半相似，与父母也只有一半相似，由此产生了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还带来了一个结果：随着生物多样性增加，我们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什么人类会走向复杂？因为复杂物种比简单物种更具多样性。举个例子：树木只能生长在地面，而人类不仅能在地面生活，还能在树上栖息，能进入太空生存。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的多样性不断提升。

何岩柯：但如果把这样的理论放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呢？

莱维特：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人总是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做自己熟悉的事。但其实不该那样，反而要去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事，多尝试新事物。举个特别的例子。大约四个月前，妻子对我说，她在北大教书时，有天早上看到一个人在寒风中打太极，她说：“我们也得学太极。”刚开始我觉得太极太难了，完全不适应，练完全身酸痛。但现在我和妻子每天都练一套太极气功。太神奇了。我常跟别人说，我早晨喜欢喝咖啡和打太极，它们都很重要。如果当时我对妻子说，抱歉，我没时间，那现在也不会有这些收获。其实我一向不擅长跳舞，身体协调性也不好，动作总是反着做。可这次我坚持下来了，现在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协调性其实不错。于是我对妻子说，也许我们接下来该学跳舞了，反正已经能掌握动作了。

何岩柯：非常感谢您，莱维特先生。感谢您在这次采访中分享如此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也祝您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取得更多成果，并培养出更多杰出的人才。

莱维特：谢谢你，何岩柯。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我非常享受整个交流的过程。谢谢！

迈克尔·莱维特在接受总台专访后题词：

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衷心祝愿未来一切顺利。

由衷向往一个科学合作的世界！

——迈克尔·莱维特2025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