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芍药搞得清清楚楚。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当院士以后，他耗时三十余年，七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除南美洲外，世界各大洲的山野都有他的足迹。对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他如数家珍，证明九种牡丹皆为中国特有，对世界桔梗科的分类与进化作了开拓性研究。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徽州少年：大山教他第一堂植物课

1937年，洪德元生于安徽绩溪的一个小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洪德元最初的课堂。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推门即是山，出门即是峰。从小上山摘野果、挖笋、挖野菜，洪德元未曾料到，这些山野间的馈赠，将成为他一生叩问大自然的起点。

△洪德元在安徽绩溪出生地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八岁才读一年级。

洪德元回忆他那时的小学，“校长没有、印章没有、学校的校名也没有，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老师，像我这样的就上山砍柴、放牛去了。我在小学就换了8个校址。老师说你的孩子聪明，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

启蒙老师的一句话，让母亲咬牙供洪德元留在了书桌前。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洪德元来说，像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复旦五年，铸就了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他随教研组去黄山实习认植物，去杭州周边考察地质地理。

△1960年，洪德元（左一）跟随复旦大学教研组在杭州周边的山地实习。

1962年，洪德元考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四年制博士研究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补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同时重视外语，广泛读书，扩大知识面。

钟补求教授曾让洪德元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已经够好了，要把英语变成第一外语，就让我写东西，然后给我修改，我这功课都很不错。”

△钟补求教授（右一）在指导洪德元（左一）

坚定报国：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1966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洪德元被下放劳动改造。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我30多岁了，什么贡献都没做。当时就想到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总有一天可能会变。后来我开始读英文书，希望将来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42岁的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在瑞典，他每天都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学习或者做实验。两年里，洪德元发表八篇论文、出版一部专著。

“那时经费非常少，一个月200美元。冬天要取暖，即便我很节俭还是不够。可是200美元是国内几十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很满足了，国家也不容易，还派我们出来。我一天也不多待，学成了马上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1981年，洪德元在阿尔卑斯山采集标本。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三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993年，56岁的洪德元在考察矮牡丹时攀爬峭壁。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次年，54岁的洪德元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洪德元编写的《植物细胞分类学》

寻根国花：证实“唯有牡丹最爱国”

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洪德元决定“刨根问底”。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它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2014年，77岁的洪德元勇攀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

在瑞士考察时，65岁的洪德元一马当先，带领团队从海拔五六百米爬到一千九百米，只为寻找还在开花的植株。

△2001年，洪德元在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高山上考察。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终于有了科学的佐证。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更得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结论：九种野生牡丹皆为中国特有！

“为什么我们说牡丹最为爱国？国外就是没有！我82岁了，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印度到底有没有野生牡丹。最后得出结论，过去印度就没有野生牡丹生长。所以我很高兴，牡丹是爱国的，就在中国。”洪德元说。

△中原地区5种野生牡丹经杂交产生“花王”牡丹示意图

守护大地基因库：

为“泛喜马拉雅地区”草木造册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

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四十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两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2017年，80岁的洪德元在西藏自治区米林县考察。

2008年，洪德元本想把《中国植物志》修订成新版，但思虑再三，还是放下。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处研究空白：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有“地球基因组库”之称的泛喜马拉雅地区。

洪德元表示，泛喜马拉雅地区地形地貌很特别，气候也很特别，所以植物非常丰富。“原来英国人写了《印度植物志》，日本每年去几个人调查，在杂志上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中国虽然出了《西藏植物志》，但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系统，规模也不大，队伍也没有进行国际性的研究。我就提出，由我们国家来组织《泛喜马拉雅植物志》。”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再一次向上攀登。他发起并主持了这项重大的国际合作。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参与，会议桌上，除了科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区域边界划分的难题。

“差一点这个项目就搞不成，当时我们把这个地区分成13个区域，有一块涉及到我们跟印度的国界线，当时提出把这一块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写，印度人一听，马上说那不行。我说这条河我们这边叫雅鲁藏布江、他们那边叫布拉马普特拉河，这个区域就叫‘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区。这下成了，他们也同意，大家都同意。”

△2010年《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前排左四为洪德元。

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终于落地中国

几乎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志》展开编研的同时，年过七十的洪德元又接下了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的重担。他的心愿十分笃定：要让全球植物学界规格最高、被称为“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百年历史上从未在发展中国家办过的“国际植物学大会”，落地中国。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世界，真切地看见了中国力量。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

△2017年，洪德元获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恩格勒金奖”。

而洪德元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我一个农民的孩子，是在植物所长大，进入到世界圈子，还得了两个国际的奖，就捐给所里了。”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南西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洪德元走了太长的路。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补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三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2026年国家植物园牡丹科技文化展于4月9日-5月25日在国家植物园（南园）西门北侧展厅、牡丹园举办。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朱歆怡。采访洪德元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他一掌拍在桌上，震得瓷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锐利的，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灼灼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语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初心的热血滚烫。

△洪老为记者介绍野生牡丹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