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清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展厅内，灯光缓缓亮起。展柜中一串由红玉髓、水晶、玻璃、玛瑙串成的汉代珠饰，正静静等待它的第一批观众。这串珠饰中至少有四类珠饰：环印度-太平洋拉制珠、橄榄形玛瑙珠、双锥形红玉髓珠，在两千多年前，漂洋过海抵达广州，如今又从广州来到北京，第一次现身北京市民面前。

当天，“珠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珠饰展”正式开幕。这场由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首都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举办的展览，汇聚了243件（套）汉代珠饰文物，展期将持续至8月16日。这也是广州汉代珠饰文物首次以专题形式大规模进京展出，所有展品均为第一次在北京亮相。

展览中最令人震撼的，并非某一件孤立的珍宝，而是一组来自广州西汉晚期夫妻合葬墓的出土文物，包含青铜器、铜钱、珠饰等。这座墓葬保存完好，墓主身份显赫——男性墓主陪葬大量兵器，应是位将军；女性墓主身边则出土了大量珠饰和广东省目前为止唯一一块金饼，重达150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林冠男透露了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仅这一座西汉晚期的夫妻合葬墓中，就出土了2000多颗珠饰，还包括一件象征身份地位的铜鸠杖首。“这些珠饰堪称汉代版的‘全球购’。”她说。

一位汉代将军的奢华与权力

“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男女墓主一左一右排列。”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管部文博馆员龙丽朵指着展板上的复原图说，“2000多枚珠饰出土在女性墓主人的腹部位置。通过这个出土位置、出土珠饰的数量，参照埃及木乃伊、云南滇文化、南越王墓主等同时期的出土情况，我们知道这很可能是墓主人身上的一件珠衣或珠被。我们统一称它为‘珠襦’。”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件珠襦的想象复原图被放大展示在展厅墙壁上，可以看出，这些珠饰并非简单佩戴，而是精心编织成一件珠衣，覆盖在墓主人身上。“另外，出土的2000多枚铜钱出现在女性墓主人一侧。”龙丽朵补充道，“这说明中国人‘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西汉就已经有了具体的考古实证。”

而这座墓葬中的珠饰组合，本身更是一部浓缩的丝路贸易史。记者在展柜前看到，一串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上，多种颜色的玻璃珠、双锥形红玉髓珠、多面体水晶珠、橄榄形玛瑙珠排列有序。林冠男介绍：“西汉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不断繁荣，珠饰等贸易品沿着海贸运输路线来到广州，在这里集散。所以一串珠饰上能看到多种材质、多个来源。”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墓中的珠饰并非简单的装饰品。龙丽朵强调：“除了代表身份等级之外，我们还能了解到运输、贸易、文化交融等诸多问题。珠饰不只有作为佩戴的功能，它还有作为陪葬的功能。这些在其他类型的展览或是其他珠饰专题展中，可能都难以看到出土实证。”

“汉代荣誉勋章”背后的南北文化

这座墓葬中，还有一件明星文物“铜鸠杖首”。鸠鸟造型栩栩如生，双目圆睁，羽翼收拢，安放在杖首顶端。这件文物出自广州汉墓，是西汉官方授予70岁以上长者的荣誉象征。

“这件文物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反映墓主人的身份。”龙丽朵告诉记者，西汉时期，朝廷为彰显敬老之风，特赐70岁以上长者鸠杖。《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端以鸠鸟为饰。”鸠鸟寓意“食之不噎”，象征长寿安康。

但铜鸠杖首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林冠男指出，这件文物实证了岭南地区早在汉代就已深度融入中原文化体系。“更重要的是，鸠鸟造型在北方象征长寿，而在岭南百越文化中代表太阳神鸟，这种意象融合极具研究价值。”同一件器物上，两种文化意象交织碰撞，折射出汉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认同格局。

与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相呼应的，是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中展出的战国玉珠串。珠子共红、绿、白三色，材质分别为玉髓、天河石和滑石，热处理滑石工艺和红玉髓材质来源反映路县可能与域外文化有着某种交流和联系。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介绍：“目前我国考古出土的天河石串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部与东北地区，北京地区出土天河石串饰，说明当时北京作为北方驿路节点，已经与北方游牧民族产生了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

这种南北呼应，正是汉代从南海到燕蓟的“文化认同圈”的缩影，在这些直径寸许的珠饰与杖首之间，悄然浮现。

蜻蜓眼与费昂斯的“洋为中用”

展览中最能体现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器物，当属“蜻蜓眼”玻璃珠。

记者在展板前仔细观察：一颗玻璃珠上镶嵌着多层同心圆纹饰，宛如蜻蜓的复眼。广州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通过X射线荧光分析，其钠钙玻璃成分与印度河谷遗址出土物高度吻合。而中原地区的蜻蜓眼，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的高等级贵族墓中，战国时期的楚地（今湖北江陵）成为彼时中国的蜻蜓眼玻璃珠制作中心。

“这正是汉代工匠‘洋为中用’的实证。”林冠男说。来自西方的玻璃配方和技术，被中原匠人学习并掌握。或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或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广州后，成为汉代“全球化”贸易网络中的一颗明珠。

另一类神秘的舶来品是“费昂斯珠”。几颗呈南瓜形的淡色珠子安静地躺在展柜中。它们没有晶莹剔透的质感，釉面略显斑驳。

邢宇介绍：“费昂斯是英语faience的音译，本指中世纪意大利北部出产的一种釉陶。19世纪后词义发生变化，因古埃及制造的玻璃器与之色泽相近，改指一类主体呈蓝绿色、外表为玻化釉层、内部为烧结石英颗粒的产品。”广州地区只在东汉墓中出土费昂斯珠，多因年代久远而釉体剥落。从成分、器型特点和时代特征看，与埃及和西亚生产的费昂斯相似，应是海路输入的舶来品。

有趣的是，路县故城遗址也出土了费昂斯珠。“北京地区和广州地区珠饰的相关性，就体现在这些费昂斯珠、水晶珠、琥珀珠、玻璃珠上。”邢宇说。

记者现场对比观察，北京地区出土的珠饰体积小巧，颜色单一，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及西域风格。而广州地区珠饰数量巨大，色彩鲜艳，装饰性强，大量来自东南亚、南亚乃至地中海地区。

“广州可以说是当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珠饰大多集中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集散地。”邢宇解释，“海上商贸运输相对来说比陆路便利，而且珠饰本身很小、价格昂贵，便于海上商贸往来。所以广州地区的出土量非常大。而路县位于北方，北方边地的特色比较明显，比如陶珠这类材质多一些，当然也有水晶珠、玉髓珠、玛瑙珠、琥珀珠。”

相较于广州地区珠饰的流光溢彩、异彩纷呈，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汉代珠饰虽数量不多，却别具一格。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此次遴选了32件路县及周边遗址出土的汉代珠饰精品入展，涵盖玻璃、水晶、玛瑙、金、银、玉等多种材质。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枚深蓝色的玻璃耳珰安静地躺在展柜中，色泽沉稳如夜空；几颗蜻蜓眼玻璃珠以简约的同心圆纹饰透出来自异域的审美趣味。

“路县故城的考古是2016年才开始的，距今不过十年。”邢宇补充道，“这批珠饰是考古发掘后首次对公众见面。”这意味着，观众站在展柜前看到的，不仅是两千年前的珠饰，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最新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它们与广州珠饰遥相呼应，一南一北，一海一陆，共同勾勒出汉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世界对话的宏大图景。

可带走的文物文创与可触摸的历史

展览不仅可观，更可触、可带、可体验。博物馆二层文创空间，珠饰创作体验区围满了观众。游客可以挑选珠饰配件，按个人喜好搭配个性化手串。一旁的文创售卖机上，DIY手串材料包正在热销。

公园还围绕本次展览推出了联名文创“铜鸠杖金属冰箱贴”，原型正是展厅里那件西汉铜鸠杖首。此外，180余种主题文创产品涵盖珠串配饰、发饰、手机链、冰箱贴等，让文物衍生出的文创产品“可带走、可体验”。

展期内，公园同步推出“4+1”科普教育活动——“故匠新生·石之美者：在下玉石匠”。观众从手工业考古与审美文化双重视角出发，通过“观玉—识玉—玉作”三段式路径，在欣赏玉石器文物的同时，了解原料来源与制作工艺，动手体验玉饰创作。

“本次展览是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开园以来的首个自主策划的临时展览。”邢宇介绍，“它集合了北京和广州两地五家文博单位的240余件套珍贵珠饰展品，从材质、工艺、文化、丝路交流等方面进行全面阐释。这是广州地区珠饰文物首次以专题形式集中在京展出，也是北京地区首次举办的汉代珠饰专题展。部分北京地区展品是考古发掘后首次对公众见面。”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每日上午、下午各限量发放100张专属纪念票。蓝色底色搭配山水纹样，狮形琥珀饰、玻璃珠等展品元素点缀其间——这枚小小的纪念票，或许正是观众带回家的一份“微型展览”，让跨越千年的珠光，在掌心继续闪耀。

从广州到北京，从波罗的海琥珀到国产玻璃，从西方的费昂斯到本土的玉石珠——直径寸许的珠子，串起的不仅是项链，更是两千多年前一个世界帝国的雄心与胸襟。它们印证了《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开放与交流，从来都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摄影 常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