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书范·京华墨痕

编者按

他们或生于斯，或寓居于斯，都在北京留下墨痕，也留下与这座城彼此成全的传奇。从本期起，“大家书范”栏目将推出“京华墨痕”系列，聚焦与北京结缘的书法大家，循其书风，访其旧迹，于街巷砖瓦间触摸一代名手的温度。愿此番追寻，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如何以包容之姿，滋养了这些书法大家的笔墨生涯。

作为晚清重臣、两朝帝师（同治与光绪）的翁同龢，其书法融合颜真卿楷书的雄浑宽博与北碑、汉隶的朴拙刚健，形成“苍老遒劲、刚健浑穆、含蓄朴茂、雍容大度”的个人风格，世称“翁体”。在晚清碑帖融合潮流中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深远。康有为称其为“清朝第一”。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瓶生，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1856）状元及第，后历任翰林院修撰、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先后教授同治帝、光绪帝读书，两入军机处，参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坚决主战，《马关条约》签订后，力主变法图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于诏定国是后四日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养家管束。三十年（1904）病逝于江苏常熟。

翁同龢出身书香世家，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也是晚清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他生于北京，一生居京达四十余年，大部分时间在朝为官，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亦在此度过。

在书法上他受到科举制度和北京文化圈的影响。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他经常出入琉璃厂访求古籍、书画及碑帖。由于身居高位，又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因此琉璃厂的许多店家纷纷请翁同龢题写匾额和楹联。据时人记载，翁同龢曾为茹古斋、赏奇斋、尊汉阁、秀文斋等题写匾额。他与德宝斋经理刘振卿交厚，曾为德宝斋题写过“德比圭璋儒所贵，宝兹彝鼎古为徒”的门楹。可惜这些匾额和楹联，今已大多不存。

在政治上，翁同龢是一位悲剧式的人物；在书法艺术上，翁氏是一位帖学书法的坚守者，碑派书法的守望者，毕生纠结于对碑派帖派书法的抉择之中。当代学者研究翁同龢书法大多侧重于他的鉴藏、交游及帖学书法，其碑派书法未做深入探讨。因此笔者尝试结合有关翁同龢的原始资料、清至民国翁同龢友人及专业研究者的评价，来分析翁同龢对于碑派书法的理解和实践。

帖学坚守者

翁同龢的书法成就主要体现在帖学书法上。科举制度对他书法的影响根深蒂固，早年致力于馆阁体。此外，翁同龢作为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担任着教授皇帝书法的重任，经常为二帝写仿，当他看到同治帝练字欠佳，还亲自到城内的水龙毛笔店购买上等毛笔，此举曾令同治帝颇为感动。而翁同龢教授二帝书法基本上也属馆阁体范畴。清末大臣、著名金石学家端方评其书：“工书以赵董意而参以平原气魄，足继刘墉。”此评价代表清末士人对翁同龢书法的认识，肯定了翁氏在帖学书家中的地位。

翁同龢的五世孙翁万戈先生认为，“他幼年多承父亲翁心存大学士的教导，写字颇近明初沈度的馆阁体……临摹晋唐各大家，而其基础为唐欧阳询及颜真卿……宋代苏轼、米芾的笔法，在他的行、草书中常常流露。实际上，到了他中状元的时候，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的风格。”这些论述基本分析出了翁同龢的帖学书法脉络。

碑学守望者

从政之后，翁同龢勤于政事，以购藏古物和练习书法为翰墨余事，临习创作书法也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开始逐步涉猎碑派，作书渐有“参用北朝碑版法”之意。通过其日记可知，翁同龢居京期间若得闲，几乎每隔几日便去琉璃厂寻访古籍、书画、碑帖。其间购藏了大量的碑派书法范本，亦涉猎篆书、隶书、魏碑。除了直接临摹汉碑范本，翁同龢还通过学习何绍基进而取法汉隶。

何氏乃晚清碑派书法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翁同龢在政坛上并未曾与何绍基共过事，但对何氏仰慕已久。同治十一年（1872），翁同龢在家乡丁忧，他专程赴苏州看望客居于此的何绍基。此时何氏因家乡道州何府被太平军劫掠一空，故此滞留江南。翁同龢只在日记中记下了“子贞七十四矣，足不能行，留滞江南何为哉”的感慨。

翁同龢在书法上终生推崇何绍基，他在题跋和题诗中多次表达出对何绍基篆书和隶书的倾慕。如《论蝯叟书》提到“叟于篆，日写数十，于张迁、衡方各临百通，笔势乃如蛟龙翔舞”。笔者曾见国家博物馆藏散氏盘集字七言联，《瓶翁丛稿》中亦收录有翁同龢撰“至宝”二字，从此两件作品可看出翁同龢篆书深受何绍基的影响，取法痕迹十分明显。

笔者认为，翁同龢虽广泛购藏汉碑，勤加练习，并通过前贤墨迹体味隶书，但效果有限。民国时期掌故学家、报人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收录了一个具有佐证意义的条目：“翁松禅学隶书十年，自以为不工，遂辍止。”郑氏此说并非毫无根据，翁同龢作隶书创作上矜于笔法，弗如何绍基隶书灵动。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中评翁同龢：“偶作八分，虽未入古，亦能远俗”，此语也颇为值得品味，翁同龢的“八分”是未能“入古”的，而“远俗”亦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估计翁氏很可能认识到了自己隶书的不足，故而辍止，这或许是其隶书传世不多见的一个原因。

翁同龢对于北碑的学习也相对庞杂。据笔者统计，翁氏购藏过《石门铭》《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张猛龙碑》《瘗鹤铭》《敬史君碑》诸碑，日记中亦有多处学习北碑的记录，如《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四（1888）正月十八日（2月29日）：“写碑极不惬……写碑竟，意在学六朝，适形佻险，无复法变，欲重写又力不及，奈何奈何……”近耳顺之年的翁同龢表达出了对学习北碑的一种苦恼。结合翁氏的传世书法作品来看，虽有一些存北碑样貌者，但纯然北碑面貌的作品却不多见，客观来讲，翁同龢对于碑派书法弗如其帖学书法运用精熟。

在书法上，翁同龢对于帖学情有独钟，他虽对碑派书法有所涉猎，但最终还是浅尝辄止，并未完全投身于碑派创作之中。如翁同龢生于康乾时期，其书法成就或许与清四家成亲王、铁保、翁方纲、刘墉在伯仲之间；但生于道咸时期的翁同龢，他的书法在清代中晚期书法史上就显得过于“古典”，甚至有些跟不上书法发展的时代潮流。其碑派书法成就无法和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相比，因此本文以“古典审美的终结”一语，作为对翁氏书法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