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之旅》 廉思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习惯了使用导航软件，厌烦甚至恐惧走错绕远，这是当代人的一种特质。面对不熟悉的城市和路途，寄望于大数据、乞灵于系统，虽然有时也渴望有个体探索和试错的机会，但又对此半信半疑。这正是当下的时代隐喻。我们置身于一个疾速转型的庞大系统中，旧“地图”逐渐失效、新“地图”还未完成，“无图”状态，是每一个人的生存处境。孔子曾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踏上“无图之旅”，找到自己的目的地，需要一流的知，非凡的勇，更需要充裕的自主与自由，亦即仁。

廉思教授的新著《无图之旅》，描绘了新一代寻路青年的群像。书中记述的十个群体可见可触，是青年的中坚力量；他们站在虚拟与现实、工业化与后工业、城市与乡镇的边界上，“既被要求‘听话’‘合群’，又被要求‘独立’‘卓越’”，“既要承受系统性压力，又要为自己的每一步决策负责”，他们的处境浓缩了时代精神。本书采用“纪实文学+社会调查报告”的跨界写法，努力挖掘新旧缝隙中的青春样态，令每一张面孔清晰地呈现在时代大合影中，笔触冷静而不冷酷，温情而不滥情。书中十个青年群体的经验与思考，构成了可靠的航标，连成隐约可见的航迹。

第一条航迹是“脱嵌”：“无图青年”脱离熟悉的生活轨迹，告别社会默认的成功路径、约定俗成的好坏标尺。这种“脱嵌”可能是主动的，如辞掉“铁饭碗”转做网络主播的“北漂”泽华，放弃高考进入工厂的李文浩；也可能是被动的，如因车祸和冲动辞职不得不成为自由撰稿人的“我”，因工厂停业而失去工程师职位的谢印良。这里，他们“脱”去的只是旧路线，而非旧目的地，比如说——成功。

的确，谁不想要成功呢？可是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倘若不以成功为目的地，又该止于何处？又该如何向自己证明新的目的地更好更合适？这个难题隐藏在“脱嵌”之下，在书中被悬置。无图的青年们或许没意识到这个疑难，也可能在有意回避它；但它的悬置状态，使得他们难以在理智上捍卫自己选定的生活目标。这导致许多人在“脱嵌”后半途而废。比如泽华因经营读书自媒体，要建立“饱读诗书”的人设，但他所求的是涨粉、变现，并非读书之乐。都是“恰饭”，当博主和打工，有何区别？于是泽华很快遭遇职业倦怠，主动选择“回嵌”，回到旧地图、旧轨迹和旧的社会时钟里。

第二条航迹是“寻己”：“无图青年”希望找到新的身份、新的自我认同、新的社会归属、新的生活意义。如果这种“寻己”是被热爱和理想驱动，那么这个人将是幸运的，因为理想主义会稀释不确定性造成的持续焦虑。比如斜杠青年徐海秩，放弃做钢厂工人，选择成为化学补习老师和户外领队。但更多时候，“无图青年”们被深切的不确定性追赶，就算身在大厂、手握高薪，也有裁员和阶层掉落的焦虑，无暇探求真实自我。书中的两位程序员，不正是如此吗？

还有些时候，驱动“寻己”的是青年人对现有身份的厌弃，而非对新身份的渴慕。如新文青方大宝，在繁忙的广告公司工作之外，付出休息时间和真金白银支撑公益性实验剧团，“垫付资金值一套上海房子首付”。但他做这些并不是因为热爱话剧。不止如此，出身绘画世家、从小学习艺术的方大宝，“几乎没有娱乐——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没有兴趣”；他也不想制作出足以传世的经典剧作，因为他怀疑，“花十几年时间，创造出比肩大剧院的经典作品演出，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剧团演出是否叫座、新剧作是否出色、自己话剧制作人的身份是否得到家人认可，他并不在意。看起来，方大宝创立、管理一个实验剧团，似乎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事情可做。在他这里，“寻己”更像是消极抵抗旧秩序的某种行为艺术，而非构筑新自我的有效努力。这并不是文青的无病呻吟：快递员刘金成“不穿制服、不想转正、不爱网购”，同样是对快递员身份的抵制和消解。

“脱嵌”和“寻己”这两条航迹，隐隐贯穿于《无图之旅》中十个青年群体的人生故事里。它们将导向何处，尚不可知；唯一确定的是，青年们不想再按着旧地图去往优绩主义规定的目标。或许新目标无法事先规划决定，只能在许多个体的共时探路中自然汇聚、生成、呈现。但这不是光凭“知”与“勇”就能完成的新旧更替，还需要“仁”——青年人是自主的，怀着热忱选定自己想要的生活；同时是自由的，能从理智上捍卫自己的选择。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助于培育自主的人？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能为自由的青年托底？我们能否给“自主”和“自由”注入内涵，尽可能令青年人避开空心化、原子化的陷阱？

在本书结语中，廉思呼吁我们“重拾平凡的意义”，以此解开优绩主义的束缚。庄子尝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在庄子看来，认可平凡、珍视平凡，要以“知通为一”为前提；也就是说，个体价值的基础、社会发展的目标，“好”生活的标准、自由和自主的内涵，应该被尽可能广泛彻底地讨论、清理、再界定。这需要顶层设计者、人文社科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