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子巷，地处原宣武区东北部，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迎新街，整体呈曲尺形，由南北主巷与东西支巷衔接而成，2022年入选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这条街巷的形成与兴衰，始终紧扣老北京商贸市井的发展脉络，因干鲜果品集散交易得名。

果子巷的历史溯源始于明代。明嘉靖四十三年北京外城全面竣工，此地纳入外城宣南坊管辖，依托骡马市大街的商贸枢纽区位，逐步形成固定果品交易集市。明嘉靖三十九年张爵编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已明确著录“果子巷”名目，划归宣南坊，彼时街巷仅为南北走向的单一通道，长度有限，沿街以零散果品零售商铺为主，无规模化批发业态，周边多为简易民居与临时货栈，尚未形成连片成型的街巷格局。明代中后期，京城民间商贸流通日趋活跃，房山、良乡、大兴等京郊产区果农，陆续将应季干鲜果品运至此处摆摊售卖，街巷交易氛围日渐浓厚，逐步成为南城区域性果品集散点，为清代鼎盛发展奠定基础。这一时期巷内无名人宅邸、会馆建筑入驻，核心功能单一，仅承担果品交易与基础通行职能。

清代是果子巷的鼎盛阶段，街巷格局拓展、商贸繁荣、人文印记增多，完成了从区域性集市到京城核心果品市场的转型。清初沿袭明代街巷旧称，南北主段仍定名果子巷，东西支段原称驴驹胡同，清光绪年间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记作“骊珠胡同”，两段街巷自然连通，形成固定的曲尺形街巷格局。清代果子巷果品交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与德胜门北果子市南北呼应的南城果品集散地，民间亦称“南市”，鼎盛时期街巷两侧集聚果品商铺四十余家，涵盖批发、零售、仓储全链条业态，京郊及直隶、山东等地应季鲜果、干果、蜜饯在此集散交易，四季货源充足、客商往来频繁。除商贸业态外，果子巷逐步成为文人、官吏入京旅居落脚之地。据清代《胡书农年谱》记载，文人胡敬曾寓居果子巷内高氏宅院，治学著文、交游亲友，留下相关诗文记述，是巷内早期文人寓居的可靠实证。道光二十年七月，曾国藩初入京城赴任，租住果子巷万顺客店，其间罹患重症，经友人吴廷栋、欧阳兆熊悉心照料痊愈，此事明确记载于黎庶昌编撰《曾国藩年谱》。康熙至乾隆年间，巷内陆续兴建规整民居与同乡会馆，其中古瀛会馆（河间会馆）坐落于巷内，为河北河间籍士子、同乡在京旅居居所，清代中后期多有河间籍文人、官吏寓居，进一步丰富街巷人文底蕴。乾隆至宣统年间，果子巷商贸业态持续完善，商铺经营秩序规范，除果品专营店铺外，衍生出杂货铺、饭庄、客栈等配套业态，形成以果品交易为核心的成熟市井商圈，街巷肌理完全定型，成为宣南片区极具代表性的商贸胡同。

晚清至民国时期，果子巷历经社会动荡，商贸业态略有衰减，但仍保持市井活力，同时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基层场所。清末科举停废后，巷内古瀛会馆逐步转为同乡聚居院落。民国初年，果子巷北口路西设立南城劝学所，承担南城基层文化教育普及职能，五四运动前后，进步青年在此开展常态化宣讲活动，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新思潮在南城民间扩散。这一时期，果子巷果品交易仍在延续，商铺数量维持在三十家左右，交易品类以京郊本地干鲜果品为主，受战乱、交通阻隔影响，外地果品输入减少，业态规模较清代鼎盛时期小幅收缩，沿街民居、商铺、会馆交错分布，街巷功能趋于多元，兼具商贸、居住、文教多重属性。日伪统治时期，果子巷商贸活动陷入低迷，部分商铺停业、会馆闲置，街巷民生凋敝，仅留存少数便民商铺维持基本运营。抗战胜利后，街巷商贸逐步复苏，龙门书局分销点入驻巷内，从事书刊发行，延续街巷文化传播功能，同时新增副食、百货等便民业态，市井气息逐步回升。

新中国成立后，果子巷历经街巷整顿、业态调整与风貌保护，逐步完成从传统商贸胡同到现代居民区的平稳转型。1965年，南北走向的果子巷与东西走向的骊珠胡同（原驴驹胡同）正式合并，定名“果子巷”，固化现有街巷格局，清理沿街违建，改善通行与居住环境。20世纪50至70年代，巷内传统果品商铺逐步整合重组，果品批发功能外迁至永定门外沙子口果品批发市场，沿街陆续改建为副食店、粮店、水产铺等便民商业网点，会馆、旧宅院落逐步改为居民住宅，建筑主体结构得到妥善留存。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城区推进历史街巷保护工作，果子巷纳入宣南历史风貌保护区范围，严格保留原有曲尺形街巷肌理与传统民居格局，严控大规模拆迁改造，部分院落留存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门楼、砖雕等建筑构件，延续传统胡同风貌。随着城市更新稳步推进，果子巷在保留历史底蕴的基础上，全面融入现代居民生活场景，既留存了老北京市井商贸的核心印记，又成为宜居便利的核心区居民区，昔日果品集散的商贸集市，沉淀为承载宣南市井文化的标志性历史街巷。

（下篇讲述梁家园胡同的故事，请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