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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

无数人被这段跨越重洋的故事感动

厦大人与侨批的不解之缘

也再次受到关注

影片中，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

连接着侨眷与远在南洋的“番客”

它们是汇款单，也是家书

写着柴米油盐，也写着离散、

等待与一生的守望……

今天，小夏邀请到了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

沈惠芬教授

从根脉深远的侨批研究

与感人至深的厦大故事中

读懂电影“克制”表达背后

那些汹涌的坚韧与光芒

沈惠芬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性别与华人跨国迁移史的研究。

侨批申遗的亲历者

厦大历来重视侨批研究，

将其视为研究华侨与祖国联系

“绕不开的载体”。

“我们2012、2013年

申请侨批为世界记忆遗产的时候，

有16万件的侨批，

后来又出现了很多新的侨批......”

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很多人是从电影的结尾里知道的。

于沈惠芬教授而言，

却是段珍贵的回忆。

△ 电影海报

2012年在福建召开的“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厦大青年学者的沈惠芬，在这个会议上发表文章《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助力侨批申遗。

多年后，《给阿嬷的情书》电影构思与其研究领域产生心有灵犀般的契合。她的目光持续聚焦在华侨家庭中的“留守妇女”上。

“‘番客婶’并非华侨出海史的配角，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角色。”事实上，没有留守女性的努力，男性很难长期在外拓展空间，正是二者之间的相互扶持，共同书写了当时华侨在外打拼的壮阔历史。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厦大南洋研究所（今南洋研究院）庄为玑、林金枝老师就带师生到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关于侨批的历史资料，为华侨研究留下宝贵的资源。南洋研究院的庄国土、李国梁、吴凤斌老师等坚守华侨研究，关注侨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今，除了沈惠芬外，还有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戴一峰老师从传统与现代角度探讨闽南侨批网络中侨批局的构建及其近代银行的关系，以及侨汇对近代厦门经济的影响；经济学院焦建华老师长期致力福建侨批业研究，探讨侨批业经营及其网络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侨批网络对侨乡金融与城市化的影响等。

电影的爆火，是历史在错综复杂的巧合中给出的惊喜，而那些长期以来为侨批保护与研究所作的努力，正是这份惊喜背后的“确定性”，让华侨奋斗史能够禁得起岁月淘沙，被生动地演绎。

△ 电影海报

侨批信使的真实原型

一封封手书，兴学百余年

一位厦大先生，曾为人代写侨批

电影里，不识字的木生和淑柔靠着有情有义的侨批代书人保持往来。在真实的历史中，有一位著名的厦大教授，也曾当过这样的“代书人”。他就是著名教育家、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潘懋元先生。

1938年至1939年间，不到20岁的潘先生在广东揭阳流沙圩任小学教师。由于不少侨眷不识字，潘先生便成了义务“代书人”，帮他们把家乡的近况、平安与牵挂，写进一封封“回批”里。

就像电影里淑柔寄回给木生的那些句子——“吾夫木生，信件及家用已悉数收到，家中诸事皆顺，庄稼长势尤好，番薯肥美壮实。”一张薄薄的纸，连接的是一个家庭的生计，也是一家人的情感。

△ 厦大图书馆馆藏典籍

一位爱国华侨，

推动侨批业走向现代

侨批能够跨越山海、抵达千家万户，背后是一整套民间信用、金融与邮递网络的支撑。

与厦大渊源颇深的爱国华侨黄奕住先生，正是近代闽南侨批业转型中不可忽视的人物。

△ 黄奕住

1919年，陈嘉庚先生怀揣教育兴国的理想筹建厦门大学时，黄奕住先生踊跃响应，慷慨解囊，捐出巨资用于建设厦大群贤楼，该楼长期作为厦门大学标志性建筑。

20世纪20年代前后，黄奕住参与和创办多家华资金融机构，在厦门设立日兴银庄，沟通南洋与国内的金融网络，让侨批业务更加稳定、安全。

此外，黄奕住先生捐资购书的善举，也是厦大文献资源建设史上的一段佳话。那些书籍在厦大图书馆内，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厦大学子。

如果说电影让我们看到侨批里的亲情，

那么这些厦大故事，则让我们看见

侨批背后更大的历史图景

——信用、金融，家国。

让“番客婶”成为叙事主角的侨批研究

作为长期从事社会性别与华人跨国迁移史研究的学者，沈惠芬在观影过程中也为之动容。在她看来，电影最难得之处，在于让大众看见了华人跨国迁移史上长期被忽略的女性群体。

这些女性，长期以来被视为被动接受侨汇的依附者。但她们真实的生活，远比这复杂得多。

她们不只是被动地等待，

更是主动的决策者

那些每日翘首以盼侨批的女性，同时也在独立抚养子女、照看田地、处理家族事务，在海外亲人缺席的情况下做出重大的生活决策。她们既是被跨国迁移塑造的群体，也是能动地维系家庭、延续家族、参与跨国网络的历史主体。

以电影中的淑柔为例，木生能够放下三个幼小的孩子出走马来亚，背后有淑柔的支持与承担。在现实的研究案例中，厦大学者们也发现，有的留守妻子正是因为家庭生计困难，主动鼓励丈夫出国谋生；也有女性心中万般不愿，无奈只好割舍，甚至卖掉自己的金饰助丈夫出洋。

不是侨汇的“依赖者”，

更是家庭的运转者

电影将侨批称为“情书”，浪漫而贴切。但在历史中，侨批承载的内容更为日常与厚重。沈惠芬发现，在侨批中，华人移民不仅寄钱、寄物，还会通过侨批交代妻子处理各种家事。

例如1939年，马来亚一位丈夫在侨批中叮嘱妻子详查家中田地权属、适时赎回，并嘱咐“贤妻自己珍卫为要”。寥寥数语，却将两地生活的压力与关切，全部写了进去。

留守女性的回批同样不可小觑。泉州番客婶林居真曾记录，丈夫在外漂泊、有家难归时，曾在信中向她诉苦：“今日之余，恰如失舵之孤舟，漂泊于汪洋大海中而无所指定”，恳请她“多多写信给我”。林居真在回信中安慰他、鼓励他，两人靠书信 “寄美景于来日”。

真实生活中，

番客婶的骄傲与自觉

番客婶的一生不只有悲情，也有自豪。许多人在艰难中成长为独立、坚强的个体。

“她们在维系家庭、培育后代、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以惊人的坚韧支撑家庭，更为中国社会发展与跨国华人社会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沈惠芬在采访近百岁的番客婶时发现，当得知有学者要为她们写书，这些老人有的倾心袒露、带她走访邻里；有的在访谈前夜，激动得夜不成寐。

“正是这些留守女性的生命自觉，让她们的历史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沈老师说。她坦言，多年来她与“番客婶”们的相遇，常让她眼眶潮湿。

“但愿《给阿嬷的情书》这股清流，洗去蒙在她们身上的历史尘埃，让更多人发现她们的光与热。”

一封封侨批的背后

有跨越山海的思念

也有支撑家国的信念

厦大人与侨批的故事

就像湄南河畔寄回的那朵木棉——

花开无声，却红过整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