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坐满了人。讲台上，朱克城从箱子里捧出一件瓷器，小心地放在桌上，“同学们，这件你们先看，看完了告诉我：新还是老？好在哪儿？”学生们围上来，有的凑近看胎釉，有的翻过来看底足，小声议论着。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堂文物鉴赏课，授课人是民间收藏家朱克城。与其他课不同的是，讲台上摆了三个大箱子——瓷器、紫砂、玉雕，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让学生们上手摸、凑近看。这种教学方法，是朱克城创立的，叫“实物实战拆解学”。

“拆开看工艺，解开讲文化。”他说，“光看书本上的照片，永远学不会辨真假。得让手摸到、眼睛看到、鼻子闻到，才知道什么是真的。”

他的课，从来座无虚席。可谁能想到，这位站在高校讲台上的国家级杂项鉴定专家，30年前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报社校对员。

上世纪90年代，朱克城先后在《购物导报》《北京市场报》做校对。“那时候我负责校对文化版面，上面经常刊发图文报道，有讲烟壶、瓷器的，故宫、国博的专家都在上面发稿。我天天读，慢慢就感兴趣了。”朱克城回忆道。

报社的工作给了朱克城接触文博圈子的条件，进而结识了故宫研究员夏更起。“知道我对文博感兴趣，夏老师把我介绍到一个由故宫、国家文物局、劳动保障部合办的培训班，还让我免费听课。”每天下班后，朱克城骑着自行车去上课。这一学，他更是迷上了文物鉴赏和收藏。

此后10年，学习与寻访成了他生活的常态。只要有机会、有时间，他就跑去听各种培训班、淘古玩。“完全是兴趣爱好，没想过这条路能走多远。”朱克城喜欢读耿宝昌的《明清瓷器鉴定》，那是一本几十万字的厚重著作，他用了3年时间，烂熟于心。

2000年左右，朱克城离开了报社，一心扑在文物上。“竹、木、牙、角、翡翠、玉石、珊瑚、玳瑁，还有古籍善本、文房四宝、花丝镶嵌、珐琅紫砂……”他掰着指头数。文物杂项包罗万象，他要熟读的文考资料有182类、700多万字。但他不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为了锻炼眼力，朱克城在报国寺摆过地摊，开过古玩店。2003年以后，他开始了长达7年的帮助海外文物回流工作。日本、马来西亚、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他跑了许多国家，“过手”的器物数以万计。

在日本，朱克城看到一尊唐三彩马。“快一米高，起拍价就六七十万人民币，在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只能看着眼馋。”但正是这些“眼馋”的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要让国宝回家。

2010年，朱克城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人社部和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杂项文物鉴定培训班，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考试，他获得了杂项鉴定评估师证书，取得了对青铜器、玉器、书画等182类器具鉴定的专家资格。

随着专业知识的日益精进，他在寻宝的路上也越走越远。2016年起，他的目光开始转向流失到国外的文物。

2022年，日本的一场拍卖会上，朱克城以人民币七位数的价格拍下了25方清代宝玺图。25方宝玺分别代表着官员升职、建造工程、江南巡视、奖赏等内容，是难得的珍品。拍到藏品后，朱克城激动得泪流满面。他抱着那套图，说了一句话：“我们回家。”

那不是他第一次从国外带回“宝贝”。早些年，他在国外看到两片甲骨文，上面刻着十几个字。“那是咱们的文字之根。”朱克城带回来了，“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在我能力范围内，把国外能搬动、能买的文物带回来。有些东西买不起，我就多挣钱，攒够了再去买。”

除了“国宝回家”，朱克城心里还有一件事——让“大兴的记忆”回家。他是土生土长的大兴人，十几年间，他自费一千多万元，追踪、收集了400多件大兴地区的流散文物。

明中期一位李姓官员是朱克城追踪名录上的重点人物。这位大将军战功赫赫，他的汉白玉墓碑无论是材质还是篆书规格，都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将军葬于大兴区长子营镇赵县营村一带，墓志铭碑刻几经流转，早已断了线索。

朱克城走访数百人，收集百余条线索，终于在2022年，出资6万元从天津武清把这块记载大兴一方史实的宝贝运了回来。当很多藏友都认为朱克城这回肯定能大赚一笔的时候，他却将墓志铭碑刻送到了大兴区文物管理部门，“这不是一件商品，而是大兴的文化和历史，多少钱我都不会卖，它只能留在大兴。”

如今57岁的朱克城身份很多：国家级杂项鉴定评估师、央视鉴宝专家、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大兴区政协委员。但他最在意的，是“老师”这个身份。“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年轻人，让他们学到真东西，将来讲好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故事。”

“你看，这是一个小杯子。其实，一件小器物里，藏着五千年文明的回响。”教室里，朱克城又拿起一只民国时期的杯子。“拆开看，胎土怎么用的、青花怎么画的、窑火怎么烧的，这叫窑火艺术。再往下解，为什么是这个画片、这个底款？这叫文化密码。”朱克城解释，“读懂小物件的前世今生，就读懂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学生们围着那件瓷器细细端详，朱克城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些孩子。30年前，他也是这样凑近一件件器物，从而在心里埋下一颗文明保护传承的种子。如今，他希望把这颗种子，种进更多年轻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