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岳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史学大师陈寅恪在纪念老友王国维时，提出著名论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不仅是陈寅恪一生做人做事的追求，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崇高追求。相比于更加纯粹地专注于学术，陈寅恪的好友、杰出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又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践行着陈氏独立自由的价值观，他组建研究院、提携后辈，抗战中坚持学术，“炮轰”权贵孔祥熙，重整台大。

陈寅恪和傅斯年的命运轨迹，仿若两个声部的奏鸣曲，彼此有着自己的起伏高低，又互相羁绊颇深。正因如此，作家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捕捉到二人精神气质的同与异，通过对比，为我们展现出民国知识分子在波谲云诡时代背景下的选择与命运。恰如岳南所言：二人是“民国知识分子版图中双峰并峙的杰出代表”。

陈寅恪对中古历史的研究，成就最高，但他又是无所不包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生涯分为三段，抗战前更关注佛学、边疆、民族研究；抗战中侧重六朝以来的中古史研究，这一时段研究最被学界推崇；后期则是转向巨著《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在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背后，除了陈氏的天赋与努力，我更钦佩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气节。

七七事变之后，大量京津高校南迁，陈寅恪本欲前往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他一生非常尊重教职，多次表达作为教师，不上课就羞于领取报酬。无奈途中家人接连重病，他只得在好友许地山的帮助下于香港暂时落脚。更紧迫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在给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写道，“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弟与内子均久患心脏病”云云。可见，陈寅恪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好在最终他脱离险境。

陈寅恪在抗战期间的经历，是他个人命运的缩影，自抗战初到去世，他经历了太多困顿时刻，尤其是他中年之后，眼疾加重，经过多次治疗，仍然没有痊愈。晚年的陈寅恪作为学者，已无法阅读，依然在助手、学生的帮助下著书立说。了解陈氏一生的经历，不由得让人对他的成就多了一层感喟，试问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有多少人能够坚持自己的事业呢？

相比陈寅恪的苦中求索，傅斯年是更加入世且手段老练的学者，他的师友胡适在悼念时曾说：“他（傅斯年）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是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最大成绩。这样的combination（指融合才能）世界稀有。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到孟真（傅斯年字）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地办事。真不可及！”胡适此言并非溢美，傅斯年在抗战中组织文物转运，民国时期大量出土的甲骨被他及时搬运到了后方，作为珍贵的“国宝”和研究资料。抗战之后，他网罗人才，企图快速恢复建制。

傅斯年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抗战以来，国民政府腐化堕落，傅斯年曾向蒋介石的亲信孔祥熙发起弹劾，指出孔氏危害国家。孔祥熙倒台后，蒋介石又任命宋子文掌管财政，傅斯年依然坚持自己的正道，公开发布三篇“檄文”，历数宋氏恶行。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傅斯年作为知识分子的监督批评作用，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他的苦心孤诣无法扭转蒋氏政权的堕落。

傅斯年后来去到台湾省之后，面对台湾大学人员不整、积弊甚多的局面，运用自己的凌厉手段重整旗鼓。傅斯年担任校长不满两年，但是台大人都十分尊重傅校长。当时发生学生运动，傅斯年强势阻挡军警随意进入校园抓人，并在行政上确立“大学自治”的原则。1949年，傅斯年对警备总司令部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此外，傅斯年实行严格的聘任制，不论背景，只看学术能力。对于之前一些靠关系混日子的教员，毫不留情地解聘。他在生活上极力照顾师生，增建宿舍，改善数千学生的住宿问题，使学者能安心治学。

无疑，陈寅恪和傅斯年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不只是他们的研究佳作，更是他们治学严谨的态度、刚正不阿的性格和持之以恒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