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风光旖旎、四季如春，是不少人度假旅游的首选目的地。然而云南的历史又恰似常年笼罩雾气的哀牢山，扑朔迷离但令人神往。从现在开始到国庆节，身处北京的您可以来到运河边亲手拨开历史迷雾，了解两千年前云南的风土人情。

“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近日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该展览集结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等十余家文博单位的馆藏精华，揭示了从战国到秦汉时期，云南从化外之邦到帝国郡县的衍化进程，以及过程中的吉光片羽。本期探宝，我们就跟着展览走进历史上的云南。

多元璀璨：各民族勾勒古代云南多元画卷

鼓点清晰的民族音乐、深绿交织的光影设计，走进“疆壤益广开郡县”展览的那一刻，仿佛置身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展览一眼“大开门”，描绘了古代云南各民族、各族群人物形象的贡纳场面贮贝器复制品，摆放在展览入口处。

贮贝器为上下两鼓相叠，出土时上鼓已残，得以保留的下鼓刻满了“五花八门”的人物。他们或牵牛引马，或负物前行，发型、服饰、神态各不相同。有的编发带箍，有的椎髻披风，甚至还有深目高鼻的异域侨民。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辛酉说：“这件文物的原件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是目前云南出土的唯一一件可以在上面看到古代云南各部族、各族群人物形象的文物。云南青铜文明历史悠久，约3800年前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就出土过青铜器，至战国时期进入发展高峰。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哀牢’‘劳浸’等大小不一的族群，即《史记》记载的‘西南夷’。”

器身上，有一组编发戴箍、牵马而行的人物形象，与史籍所载的“昆明”族完全吻合。田辛酉介绍，昆明人并不在今昆明市，而活动于滇西的大理、楚雄一带，半游牧半农耕，骁勇善战。正是从这个形象出发，展厅打开了通往昆明人世界的第一扇窗——铜头箍。

这件铜头箍出土于剑川县鳌凤山墓地，用铜片弯成椭圆形，开口处戴于额前。它素面之上饰有八只虎纹，既是一件头饰，更是一枚族徽。当时昆明人编发，以箍束之，驰骋于苍山洱海之间。这样的头箍，墓地共出土四件，虎纹、鹰纹、同心圆纹……件件不同，记录着他们对自然与力量的崇拜。

如果说铜头箍是昆明人的身份标识，那么展厅中那件“出圈”的手持铁剑铜武士像，便是他们的精神肖像。这件文物残断不完整，却依然让人过目不忘：人物深目高鼻，双耳穿孔，头戴似头盔的饰物，右手执剑，一身宽大衣饰不同于寻常铠甲，略带喜感的面部表情，观众纷纷称其为“最有亲和力的武士”。但喜感之下，是昆明人善战的本色。这件铜像并非独立雕塑，而是某件大型器物的构件，底部留有卡口。它出土于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那里正是昆明文化的重要分布区。

另一件青铜人物形杖首，可能是昆明人与外界交往的见证。它出土于大理巍山的一处窖藏，发现时放置在两只对扣的铜杯之内。杖首呈站立状，中空，人物编发垂肩，额前留有刘海，上着方格纹薄衫，下穿菱形回纹裙，两臂饰钏，腰佩编结形带饰。左手轻抬贴胸，右手略收于腹，姿态端庄又略带神秘。

沿着展厅继续前进，便到了“徙（音同‘斯’）、筰（音同‘昨’）”族的展品区域。这两个族群活跃在滇西北的高山峡谷、森林草甸之间。“他们可能是西北游牧地区迁徙而来的氐、羌后裔，以狩猎和畜牧为生，流动性极强。”田辛酉介绍，为适应山地生活，他们的器具讲究轻便，双耳罐便成了最典型的生活符号。

整个“徙、筰”展区最夺目的，莫过于中央独立展柜中的一组金双耳罐。这组金器出土于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与日常使用的陶质双耳罐不同，这组金双耳罐并非实用器，而是制作成金串珠并串在一起当作项链。田辛酉说：“双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最常用、最熟悉的生活用具，而用黄金打造并串成饰物，显然已超越了日常使用的本意，被赋予了贵重、神圣的意味。”

在展厅深处，一个名为“哀牢”的族群散发着神秘气息。他们是滇西南最强大的部族之一，传说女性先祖触龙而孕，支系众多，散居于山地河谷之间。最吸引眼球的是一组铜指护。它们出土于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是云南考古的首次发现。指护整体呈船形，两端尖锐，中间有环钮，大小长短不一。考古人员最初推测它是一件礼器，但蜷起手指时它又显得锋利，既能保护防御又能攻击使用，所以这组铜指护也具有实战作用。

旁边的人面纹铜弯刀，则是“反差萌”的典型。弯刀弧刃凌厉，杀伤力十足，刀柄上却刻着一张表情呆萌的“人面”。既是武器也是礼器，既有武器的杀伤性又有礼器的仪仗性，这是大部分西南地区出土文物的共性之一。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铜剑及蛇纹铜剑鞘作为劳浸靡莫族的代表文物，引得许多人的驻足。它出土于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铜剑极为细小，藏在剑鞘之中。而剑鞘整体扁宽，上部两侧出翼，鞘面镂空，正面满饰云雷纹、蛇纹及圆泡饰。田辛酉介绍，劳浸靡莫族与滇国同姓相扶，地理相近，文化上也多有共通，对蛇的崇拜便是其中之一。在西南夷的信仰中，蛇不仅是动物，更可能是神灵的化身、权力的象征。

精致生活：古滇国人具有超前的审美

穿过干栏式建筑的屋顶装置，便进入了展览的第二部分。这里的主角，是西南夷中最强大的一支：滇国。

田辛酉介绍了出土于晋宁石寨山6号墓的一件房屋模型铜扣饰。这是一座典型的干栏式建筑：木桩撑起二层楼室，人居其上，畜处其下，通风防潮，虫蛇不侵。屋顶尤为特别，屋脊极长，呈倒梯形，长檐短檐相错，与中原建筑迥然不同。最耐人寻味的是，栏杆上顺序排列着牛头、牛腿、牛肋、牛后腿，还铸有17个人物，整件器物展示的是滇人祭祀活动的场景，或与滇王有关。

滇人的形象，在两件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的持伞铜俑身上活了起来。先看持伞男铜俑，他跪坐于铜鼓之上，双手交握作持伞状。头梳椎髻，束发于顶，打结成髻，这正是滇国男子的标准发型。他内着左衽圆领衣，肩披蛇纹披风，外束腰带，腹佩圆形扣饰，右肩斜挎长剑，前臂戴臂甲，跣足。再看持伞女铜俑，同样跪坐持伞。她外着对襟宽袖长衫，袖侧饰锯齿纹、菱形纹，头梳银锭髻垂于颈后，耳佩成组耳环，腕戴多道镯，亦是跣足。田辛酉指着男俑的披风说：“仔细看，披风两端也有蛇纹。”蛇，在滇文化中时常存在，既是神灵的象征，也是权力的纹章。

滇人尚美，男女皆佩戴饰品。展厅中一组金钏玉镯格外耀眼，六件金钏与一件玉镯，以金片打制而成，出土时成组佩戴于墓主手臂。田辛酉说：“滇人的审美很超前，喜欢叠戴。”另一组锥形玛瑙扣，底部圆形，正面凸起，背面有双孔，缝缀于衣物或剑带上，或镶嵌于铜扣饰上。而一件镶石圆形牛边铜扣饰，中央镶嵌红色玛瑙扣，外圈孔雀石片铺就，边缘环绕12头首尾相连的浮雕牛。而牛是滇人财富与力量的象征。

所有这些首饰，都在四舞俑铜鼓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集中展示。从不同角度观看，鼓面边缘插饰四个身着盛装的舞俑，而向外立。其中二人头梳尖形发髻，腰别短剑，双手横伸上举，翩翩起舞；另二人头戴高筒尖顶帽，右手持铃，左手持棒，击节伴奏。四人皆佩戴大耳环、多层项链，内着短袖对襟长衫，外着长披风，双臂饰铜镯，前腹戴圆形扣饰。田辛酉指着舞俑的手臂说：“你看，这边戴的是有领玉镯，那边戴的就是金钏。”耳环、珠串、扣饰、臂镯……滇人从头到脚的精致，在这件铜鼓上一览无余。

从干栏式建筑的巧思，到持伞俑的庄重；从金钏玉镯的华美，到四舞俑铜鼓的盛装——滇国人把日子过成了艺术。他们用青铜铸造房屋、人物、首饰、舞姿，也铸造了一个无文字时代的精致生活史。正如田辛酉所言：“或许越解放天性，审美越超前。”

尚武之风：祭祀礼器彰显滇人彪悍之风

除了审美超前，历史上的滇国是极具尚武精神的，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防御需求。田辛酉介绍，滇国人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分布在滇西一带以游牧为生的昆明人，因昆明人不断向东扩张，滇国被迫改变“小国寡民”的组织形式，并与周围劳浸、靡莫等族建立军事同盟，共御外敌。“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滇国的武器不仅制作精良，而且造型极富创造力。不仅是战场上实用的兵器，更是精美的艺术品。有些武器在祭祀仪式中，还会作为礼器。”

欣赏边柜中摆放的滇国兵器前，田辛酉首先带领记者欣赏骑士猎鹿铜扣饰，相较于出土兵器直观的体现方式，她觉得这件铜扣饰设计精巧，通过定格骑士猎鹿的瞬间，将滇人的尚武精神生动展现。骑士猎鹿铜扣饰为西汉时期文物，展现了滇国骑士猎鹿的场景，被追逐的鹿，四蹄扬起快速奔跑，鹿头微抬且鹿嘴微张，体现出恐惧与求生的欲望；骑士紧随其后，左手紧拽缰绳控制胯下马匹，右手持长矛攻向鹿，其胯下的马也呈现明显的奔跑状。此外文物的下面有两条交缠如绳的蛇，一个蛇头咬住鹿前足，另一蛇头咬住马尾，让整个文物浑然一体。

各式兵器是展出的重点，铜戈、长枪、铜矛、剑鞘……远远看去，这些与中原民族的兵器别无二致，但当凑近观看时，这些兵器上的细节定会让你折服于滇人的创造力。出土于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的手形銎（音同“穷”）铜戈就是其中的代表文物，这件铜戈的銎部（安装木柄的孔）设计成紧握拳头的右手，让整个铜戈看上去孔武有力。“这件文物可能是专为仪仗设计的，安装木柄之后，整件器物犹如掌握生杀大权的手，展现了滇人丰富的想象力，是滇文化的艺术珍品。”田辛酉说。

铜戈旁边摆放着两件吊人铜矛。它们的特点是在刃部最下方各开两孔，并且每件铜矛装饰着两个吊起来的铜人。仔细观察，被吊起来的铜人双臂缚于背后且交叉，上半身弯腰低头，腿部屈膝，十分形象。田辛酉认为，被吊起来的铜人周身赤裸，但根据他们的发饰判断出有两个是滇人，所以他们的身份应该不是战俘，而这两件文物的使用场景也应为祭祀场合。除了造型极富创造力，有些兵器还兼具实用与象形。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蛇形铜叉，文物的銎部是一个蛇头，而铜叉的叉体就像分开的蛇信。这样的设计体现了滇国工匠的想象力与实用性，将动物的形象与战斗功能完美融合。

摆放在展厅中间的三骑士铜鼓则是滇人骁勇善战最直观的体现。三个全副武装，骑乘骏马的骑士均匀分布在圆形鼓面的外围，三个骑士首尾相接，好似鼓面就是他们的战场。“欣赏这件文物，先看骑士的衣着。”田辛酉说，三位骑士头戴头盔，身着对襟长衫，外搭披风，腰间配长剑。他们胯下的骏马也装饰有完备的马具，都说明当时的滇国国力强盛。“铜鼓本身是祭祀的物品，所以专家学者推测铜鼓上的三骑士可能是滇国人心目中的战争之神。”田辛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