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博士携英文新作《西方遇见东方：在华美国人的故事》与近百名读者、学者及故事亲历者在纽约见面。1988年，32岁的潘维廉从美国来到厦门大学任教，并开始提笔讲述他眼中的中国故事。据报道，他是第一个定居厦门的外国人、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从《魅力厦门》到《我在厦大三十年》，再到《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30多年来，潘维廉写了30多本中英文书籍向世界讲述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曾给潘维廉回信，鼓励他写作：“我相信，你将会见证一个更加繁荣进步、幸福美好的中国，一个更多造福世界和人类的中国，你笔下的中国故事也一定会更精彩。”

在最近推出的新作中，潘维廉聚焦20位曾与中国有着不解情缘的美国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在政治波澜之外，中美人民之间还有如此朴素而深厚的情感。近日，《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潘维廉，听他分享向世界讲述真实中国故事的经历。

采访伊始，潘维廉的微信名就吸引了记者——“潘维廉50年中国故事”，当被问及取名由来，潘维廉笑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因为外国人里很少有人能说出‘50年中国故事’。今年刚好是我与中国的故事开启的第50年——我1976至1978年到中国台湾，后来又定居福建，到今年刚好50年。虽然1978年到1987年我不在中国，但那10年我心里始终牵挂着中国。所以我觉得这整个50年，我的心都在中国。”

20位在华美国人的故事

环球时报：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在新书《西方遇见东方》中聚焦“20位在华美国人”这个主题？

潘维廉：以前我主要是讲自己的经历。从1988年到现在，我采访了许多中国人，了解真实中国的样子，并把这些介绍给外国人。但我后来觉得，也要让中国人了解美国人的真实想法。我希望通过这些个体的故事，让中国人看到有很多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并且深爱着中国。大部分美国人像50年前的我一样，因为不了解中国而产生误解。同时，我也想让美国人了解，如果这些美国人能在中国生活，他们一定会发现中国是一个好地方，中国人民也非常友好。所以我尝试通过“民心相通”这个角度来切入。此外，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的胡敏教授在我创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指导，我最近几本书的创意和灵感都有他的建议。

环球时报：新书中，您筛选这20个美国人的标准是什么？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潘维廉：我选取的主要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其中有19世纪末在福建扎根，迄今已延续了四代的田纳西州考德威尔家族；有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飞虎队队员；也有耗尽毕生积蓄研究甲骨文的普通美国人。筛选的标准是看故事能否体现出“互相尊敬”的核心。我觉得让读者看到普通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并热爱这里，会更有说服力。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些故事，我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收集资料，包括200多本古籍、百年前的书刊文件，以及大量老照片、日记和书信。为了确保自己的观察尽可能客观和全面，从1993年开始的30多年间我两次自驾环游中国。在正式动笔前，我又带着家人在美国和加拿大自驾6.5万公里。

《西方遇见东方：在华美国人的故事》（英文版2026年出版）

这一过程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在华美国人的故事。比如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蒲光珠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她出生于福建，在中国生活了12年。她的父亲蒲天寿曾在福州鼓岭开设一家诊所，还是当年福建协和医院（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最后一任外籍院长。日本占领福州期间，日军禁止闽江航运和药品运输，违者甚至会被枪杀。但蒲天寿仍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用船只在各家医院之间运送医疗物资。蒲光珠回忆说，她曾作为小助手帮助父亲照顾病人；而当自己受伤时，当地的村民也会悉心为她处理伤口。“我们就像一家人。中国是我心灵的故乡。”

环球时报：您一直都在通过不同主题的作品去讲述中国故事，比如扶贫、旅游见闻、书信等。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最触动您的细节是什么？

潘维廉：由于我在大学学的是农业科学，我一直关注扶贫、环保和少数民族发展。早年受西方舆论影响，我对中国一些相关政策持过怀疑态度。1988年来到厦门后，我更关注扶贫和少数民族议题。这些年，我走访了中国许多省份，也深入接触过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和家庭。我发现，中国在支持少数民族发展、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与许多国家将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亲身见闻促使我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发展实践，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1994年我自驾环游中国时，常听到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后来中国把这句话真的变成了现实。我曾在云南香格里拉附近与少数民族群众共同生活了两个星期。在那个只有400多人的村庄，聚居着七八个民族。过去交通不便，村民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十分艰难。后来，政府专门为村子修建了水泥路，不仅方便了出行，也改善了农产品运输条件，村民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让我感动的还不只这些。我的儿子现在在非洲做医疗志愿者。他告诉我，在非洲最偏远的地方也能看到很多中国人在帮助当地修公路和铁路。这让我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很像“要想富，先修路”的国际版。中国不仅改变了自身面貌，也在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国家。

中美两国人民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本质是什么？

潘维廉：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更多外国人看到真实的中国。因为很多西方人从未亲自来过中国，只能依赖媒体，而媒体中全面、真实介绍中国的内容并不多，于是“中国危险”“中国可怕”的刻板印象长期存在。

因此，我会用外国人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讲中国故事。比如我常提到《阿拉丁》最早的故事背景其实设定在中国，因为在几百年前的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神秘、最令人向往的国家。我也会告诉美国学生，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靠“神灯”，而是靠努力奋斗和科技创新。

初到厦门时，我给在美国的家人朋友写信，告诉他们许多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并不准确。但后来我发现这样效果并不好。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本质是，想让外国人了解中国，就不要一直讲“中国”，而是要讲“中国人”。如果他们能够理解中国人，就会慢慢理解中国。我之后写的许多文章都聚焦在普通中国人上。后来甚至有美国小学生来信询问中国孩子如何学习、生活和成长。这说明，世界对真实的中国始终怀有兴趣。

环球时报：您曾提到“当中国人和美国人真正交流起来时，往往会成为朋友，因为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其实远远多于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您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潘维廉：我觉得共同点在于中美两国人民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有“追梦”这个概念，而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人一直在讲“美国梦”。无论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普通人真正希望的，其实都是和平、稳定，以及让下一代过得更好。

我非常喜欢“和而不同”这一理念。我想告诉美国人，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大家是“同舟共济”的，就能更好地接受并尊重彼此的不同，甚至可以互相学习。

环球时报：当前环境下，民间叙事在中美交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潘维廉：因为西方媒体长期掌握国际话语权，所以我认为破解之道是“people to people”，也就是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交流。

大部分外国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真正来到中国，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讲中国故事——讲一些外国人原本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讲真实、具体、有人情味的故事。比如2020年胡敏教授发起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举办6年间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53万人，参与人员包括1万多名来自世界149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华留学生。这个活动让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中国故事，而真实、独特的个人经历，往往最有感染力。

“我见证了中国人的思想变化”

环球时报：您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您认为自己是因为什么感动了中国人？您做过最感动自己的事情是什么？

潘维廉：我并不觉得自己“感动了中国人”，反而是我一直在被中国人感动。如果要说我自己做了什么“感动的事情”，我觉得是见证了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很多人问我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都会回答：最大的变化其实是“看不见的变化”。那不只是高铁、桥梁和高速公路这些看得见的成就，还是中国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建立起的更好的精神面貌和更强的自信心。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往往比物质条件的改善更深远。

环球时报：如今越来越多美国人对中国感兴趣，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潘维廉：如果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必须真正了解中国。我一直鼓励美国年轻人学习中文，因为首先工作上同时掌握中英文会有优势，而理解中国也离不开对语言和文化的深入认识。

此外，我还鼓励美国学生来中国学习和生活一段时间。我曾在厦门大学推动交流项目，每学期邀请美国学生来华学习中文、历史文化，并到各地游览。许多人原本只是把这当作一次旅行，但真正接触中国后，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在毕业后又回到中国学习或工作。

我常对朋友说：如果你喜欢中国，那就来中国看看、学中文；如果你对中国有疑虑、误解，那更应该来中国。当你真正了解中国后，你会发现，对方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甚至越来越像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