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南北贯穿我国东部，自古以来，它不仅是经济命脉，对文化教育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从杭州出发，坐船北上，可直达北京，所以南方的举子大多在大运河沿岸码头乘船进京赶考。而历代状元又多出自大运河流域各州县，故此大运河被民间誉为“状元河”。

大运河沿线多为“高考大省”

明清时期江苏出过63名状元

古代的科举制度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故谓之“科举”。从隋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共经历1300年。

据《科举制度史话》载：明清两代，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松江（今上海）进京赶考的举人相对较多，而其他偏远省份，如云南、贵州等地，进京赶考人数相对较少。赶考人数多的几个省份均地处大运河沿线，便利的水路交通，为举子们提供了优越的进京条件，由此成为“高考大省”。

明清两代共产生204名状元，其中，江苏63名、浙江39名、江西21名、福建13名、安徽13名、上海7名。这六大地区共156名，占75%。

在6个“状元大省”中，江苏进士人数甲天下。明代共录取进士24866人，江苏有2977名；清代录取进士26849名，江苏有2933名，位居全国第一。若论出状元最多的地区，也当数江苏。明代有90位状元，江苏占14位；清代有114位状元，江苏占49位，接近一半。由此反映了江苏在全国科举的突出地位。

明清两代科考江苏进士、状元所占比极高，除了重教尚文、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等多重因素，大运河贯穿江苏南北690公里，为举子们进京赶考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每到大比之年，大运河沿线江苏各州县乘船进京赶考的数以千计，由此成就了“鼎甲”人数遥遥领先的“状元大省”的地位。

明清两代共有三位“三元及第”，即参加科举考试时，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均为第一名，谓之“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其中商辂、钱棨二位均来自大运河流域。

商辂，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明宣德十年（1435年）乡试、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及殿试皆第一名，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淳安今属杭州市辖县，有水路富春江直达杭城，交通极为便利。正统九年（1444年）秋，商辂从淳安启程，乘船抵达杭州，再乘船沿大运河进京，次年春参加会试和殿试，一举夺魁。《明史·商辂传》载：“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

钱棨，字振武，号湘舲，江苏苏州府长洲人，是清朝唯一的“三元及第”，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乡试第一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一名。他还是清朝唯一的“六元状元”，即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的状元，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长洲唐代设县，民初并入吴县，今为苏州市姑苏区，紧邻大运河。乾隆四十六年春，钱棨乘船沿大运河一路向北，穿过江南水乡，渡过长江，经扬州、清江浦，过黄河，最终抵达通州，再入北京城。先在会试中拔得头筹，夺得会元。随后的殿试上，乾隆皇帝亲自阅卷，对其文章极为赏识，钦点为一甲第一名状元。由此，钱棨完成了从秀才到状元的完美跨越，集“小三元”（县试、府试、院试第一）与“大三元”（解元、会元、状元）于一身，成为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唯一一位“六元及第”者。乾隆皇帝大悦，在传胪大典（殿试后宣读进士名次的典礼）当日即兴赋《御殿传胪六韵》：“龙虎传胪唱，太和晓日暾。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文运风云壮，清时礼乐蕃。载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讵止求端楷，所期进谠论。王曾如可继，违弼我心存。”

大运河是进京赶考最佳通道

从杭州到北京行程仅为17天

古代进京赶考，由于路途遥远，且路况复杂难行，不同地域的赶考时长相差甚多。中原及江南地区交通相对便利，走路或乘船最多一个月即可到达。南方一般地区，如从广州出发，坐船或骑马通常需要两个多月，若步行则需4个月左右。边远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路途艰险，通常需要5至6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才能抵达。

大运河全长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数不尽的大小支流在各省、府、州、县、镇、村之间构成密集发达的航线。来自江南各地的考生可以通过班船集中到大运河沿线码头，再继续乘船北上。如果从杭州出发，到北京最快只需17天左右。既大幅缩短了行程时间，也减少了长途跋涉的辛苦。

由于接驳大运河较为方便，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的举人进京赶考多选择水路。每到大比之年，举子们乘着打有“奉旨赶考”字样小旗帜的船只，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比起步行、骑马、坐轿，水运无疑是最为舒适、快捷的进京方式。

明代南京曾为都城，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南京改为留都，仍是水陆交通枢纽。大比之年，江苏西部各州县举人常在此休整、补给，然后顺江而下，前往大运河交汇处，再换乘北上漕船，去往京城。而大运河自南向北依次流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宿迁、徐州等州府，所以沿河各州府的举子便直接在邻近的码头登船，一路北上。

江西举人进京赶考，多从南昌府（今南昌市）出发，先南下或东行至长江沿岸重要码头，再转乘船只沿长江东下至南京或镇江，随后进入大运河，一路直达北京。也有部分考生选择经抚州、广信（今上饶）等地，走陆路或小河航运进入浙江，再汇入大运河体系。

广东的广州及周边举子，多在佛山码头上船，沿北江北上，到清远，然后到韶关，溯江而上，抵达南岭，随后步行或者骑马，翻过梅岭，进入江西。在江西大余上船，日夜兼程进入赣江，经过吉安、南昌水域，进入鄱阳湖，并进入长江，再顺长江而下，经安徽抵达江苏，到扬州，船转舵，进入大运河，随后便可一路北上。

通州是赶考学子进京第一站

文庙祭拜孔子保佑金榜题名

元代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后，使南方的漕运船只可直达积水潭。明代因北京城改建，加之通惠河多次淤塞，大型漕船无法再驶入城内，大运河的北端终点便改至通州。因此，明清时期，南方举子赴京赶考的水路门户也是通州。他们于通州下船后，或乘车或骑马或步行，再经陆路，前往四十里外的北京城。

多数举子到达通州后，要做短暂停留。一是到通州文庙行祭拜礼，祈求孔子保佑赶考顺利；二是寻游通州的名胜古迹，领略京畿风物景观。

通州文庙始建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比北京孔庙（1302年）还早4年，为北京地区最古老的孔庙。其坐北朝南，整体建筑依次为照壁、射圃、如日中天坊、棂星门、泮池、泮桥、戟门、大成殿、崇圣殿、明伦堂。东跨院有圣容殿、尊经阁，西跨院为学正署和训导署院。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最初供奉孔子及弟子画像。明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朱厚熜下诏“去塑像，设木主”，由此全国文庙实行以木制牌位替代画像，通州文庙也改为以牌位供奉。

举子们到文庙行祭拜礼，要携带供品，多为桂圆、红枣、状元糕、文昌笔、鲜花等，各有吉祥寓意。还要书写“祈愿疏文”，注明姓名、籍贯、科考时间及心愿。然后从棂星门进入。此为文庙第一道大门，象征“天赐文星”“文昌赐吉运”。随后过泮桥（亦称“状元桥”），至大成殿前。先上香三炷，象征“天、地、人”或“文、道、德”。遂行四拜礼，即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双手合十扣于胸前，鞠躬三次，最后手心朝上“接福”。与此同时，默念祈愿：“弟子某某，今逢大考将至，愿得孔圣护佑，心神安定，才思敏捷，一举金榜！”最后来到泮池，俯身轻掬一捧清水，洒于头顶，意为考试时文思泉涌，榜上高中。

历史上，通州风物景观众多，不少初次进京的举子在通州下船后，会在此停留一两日，以寻访名胜古迹。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丁乾学进京赶考时，曾登临通州城楼赋《登通州城》诗：“轻风远水度箫音，倚尽孤城暮色阴。无数舟航河上晚，几村灯火树中深……”

张家湾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少举子寻游于此。明弘治进士、上海人陆深赋诗赞曰：“张家水流北山头，十里洪身九曲洲。唯有老渔知进退，深滩撇网浅滩揪。”

通州转乘小船经通惠河进京

鲤鱼胡同为“第一打卡地”

明清时，大运河沿线各省、州、县进京赶考的举子乘大型漕船在通州北关或张家湾码头下船。一部分人或乘车或骑马或步行，前往北京城。也有一部分人在通州码头换乘民船进入北运河，西转入通惠河，经庆丰闸、高碑店至东便门外大通桥。当时连接大运河与京城的通惠河虽因水源不足、河道部分淤塞，但民船或小漕船偶可通行。

举子们在大通桥码头下船后，进入东便门，沿内城城墙外的街巷向西而行不远，便来到崇文门。因崇文门位于内城东南、临近贡院，即明清时期举行科举考试的场所（今建国门桥西北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而贡院之所以置于京城内城东南方，取东方文明之意。它紧挨着城墙，距东便门较近，进京赶考举子们入城非常方便，由此崇文门成为南方举子沿大运河进京后走陆路入城的最近城门。

进入崇文门，向东北而行，便是贡院。而贡院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龙门”，实为三座大门。同在中轴线上，其南侧大门五楹，正中悬挂黑字匾额“贡院”，俗称“龙门”“大龙门”。北侧的两座大门分别称“内龙门”“第三龙门”，皆附会“鱼跃龙门”之说而称。

每次科考时，举子们早早聚集在贡院前的广场上，听到考务官员唱名后，便自南向北而行，依次穿过三座龙门，进入贡院。

贡院大门外，也就是紧邻“龙门”的地方，有一条小胡同，俗称“鲤鱼胡同”。因附会“鱼跃龙门”，即“鲤鱼跳龙门”而得名。《北京地名志》载：“在《京师街巷记》上，鲤鱼胡同是仅仅八户人家的一条小巷，此地离贡院很近，清时进京科考者很多。只要在这胡同借宿必然得中。只要得中就是通过了龙门，所以这个小巷就以鲤鱼胡同命名了。”

贡院附近有多条胡同，每至会考前，有许多举子在此租住客店。清震钧《天咫偶闻》云：“每春秋二试之年，去棘闱（贡院）最近诸巷。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则裱褙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

虽然贡院附近可居住的街巷很多，但最吸引举子们的是紧邻贡院大门（龙门）的鲤鱼胡同。有的人甚至提前一两个月就赶到京城，为的是能住在鲤鱼胡同的客店里。所以这里的客店租金要远远高于附近其他客店。即使不住在这条胡同，科考前举子们也要到胡同里走一遭，借“鲤鱼胡同”之名，希望从此“跃入龙门”，金榜题名，求的是在心理上给自己一些安慰。为此，“鲤鱼胡同”成为许多举子进京的“第一打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