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账簿：数量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刘大洪 著 文津出版社

经济是价值的创造和实现，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商品经济中，用于交换的商品不但有价值属性，而且需要计量，一粒小米换不来一头大象。

既往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对古代经济史料进行了大量搜集、整理、证实或证伪，叙述和分析了古代经济发展，其工作让人敬佩，其成就令后学受益。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已问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还止步于现象描述和定性分析，没有对中国古代经济进行相对全面的系统统计。除了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在古代人口统计上的系统性突破，学者们对另两个古代经济基础性统计数据——历朝历代亩产和耕地的估算迄今仍莫衷一是。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即使读遍所有中国古代经济史著作，对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仍不清晰。譬如，汉朝经济与唐朝经济孰强孰弱，宋朝工商业与明朝工商业水平孰高孰低，汉朝与清朝财政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孰多孰少，唐朝与明朝农民生活状况孰好孰坏，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整体走势如何等。

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缺少经济统计数据则不免雾里看花，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池浑水”现象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读、误判。

同时，农业是古代农耕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气候变化攸关农耕社会治乱兴衰。众所周知，《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古埃及古王国的灭亡，中国良渚文化的湮灭、石家河文化的终结、大禹治水的传说和华夏族的扩张均与4300年至4200年前世界范围的大天灾相连。古埃及中王国和夏朝、古埃及新王国和商朝大致同期建立，这些历史沧桑巨变的幕后都有全球大天灾因素在起作用。

鉴于此，笔者注重引用古环境学研究成果，对影响古代经济和社会安危的天灾进行了统计，同时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史料重新进行了分析和统计。经过多年努力和反复比较、试错，笔者完成了定量统计分析框架的构建，确定了一致性计算公式和评估办法，获得了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主要经济数据。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提供的历代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人口南北方分布比重等数据是本书统计分析的重要依据之一。没有《中国人口史》这本著作和前人大量的经济史研究成果，要完成对中国古代经济的系统定量分析是不可能的。

经济计量统计和分析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一张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全图，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古代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历代封建王朝到了统治晚期，由于政治腐败、国库空虚，朝廷或无力限制土地兼并，或放弃赈灾责任，最终丧失统治根基，走向覆灭。东汉、明朝便是典型，两朝均未能化解人口、土地与粮食之间的矛盾，最终重蹈覆辙。

有比较才有鉴别。外国经济史学者曾进行了东西方经济发展历史数据对比。根据本书中历朝历代人均GDP统计结果，本书第八章对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按购买力平价（通过比较各国商品服务价格水平测算货币真实价值的理论体系）统计的中国古代人均GDP数据提出了修正。通过修正后的中国与西欧人均GDP的对比可见，从公元5世纪后半叶到公元14世纪初的八百多年里，中国人均GDP高于西欧40%以上，居全球最高，从元朝中期起才被西欧反超。元明清时代，中国经济逐渐陷入增长困境。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国人均GDP不到西欧人均GDP的四分之一，到清朝末年更是下降到西欧人均GDP的近九分之一。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二级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