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霜红龛集》常旭春题签 太原市博物馆藏

《秋声赋》

当年因整理《傅山全书》，细读《霜红龛集》（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的诗文集）与所搜集到的傅山手稿、批注，而多有所得。其中印象最深且坚信不疑的一件事，是对傅山所记欧阳修又字“子方”和对“欧阳子方夜读书”句读的见解。我曾撰文说明“欧阳子方夜读书”应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刊见2002年4月18日《光明日报》。此后又经多年阅读和查考，提出几点新的证据，撰《被普遍读错的“欧阳子方夜读书”》一文，刊于2020年6月18日《南方周末》阅读版。

面对有读者、学者时或提出不同看法，我唯有锲而不舍继续研读、考证。今成较为完备之稿，既答复质疑，又进一步表明己见，庶几可告慰欧阳修、傅山两先生于九泉之下。

傅山杂记的启示

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秋声赋》，人们大多能诵。但开篇第一句“欧阳子方夜读书”，却被普遍读错了。笔者多年前读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霜红龛集》时，对傅山先生一则读书杂记印象极深，且完全赞同：

今人读《秋声赋》，皆以“欧阳子”为句，“方夜读书”为句。偶有问者曰：“‘欧阳子方’是何人？”皆掩口嗤之。及读“别传”，欧阳永叔亦字“子方”，乃知向人之问虽愦愦，而嗤者正未必了了也。（见《霜红龛集》卷三十六《杂记一》）

我之所以对傅山这段话印象极深，是因为自己此前也误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观诸多书籍的解释及许多书中对欧阳修字号的介绍，可以知道人们不但在傅山以前误读，而且即便傅山写该杂记后也多有误读。如清代著名文人张廷济所撰联和经学家丁治棠所录灯谜联，以“朱晦翁（指朱熹）半日静坐”“狐子犯（即狐偃，晋文公重臣）从亡御敌”对仗“欧阳子方夜读书”。笔者推测，或因张廷济、丁治棠未能读到傅山所读过的“别传”，也未读过《霜红龛集》有关语句，便不知晓欧阳修亦字“子方”。

当下也有学者对傅山那则杂记表示怀疑，提出：“傅山所见‘别传’，称‘欧阳永叔亦字子方’，是否可信，尚需进一步考证。”依个人之见，既有文献记载，傅山曾读得，即可为据。若系不可信之言，大学者傅山焉能专门记之以告世人？搞古文献研究者都知道，许多古籍湮亡后，有人书中记载或录存，哪怕只是一条著录或片言只语，也属难得资料，质疑当慎之又慎。

“欧阳子”还是“欧阳子方”

有研究者认为，傅山所记即使可信，也只是说欧阳修亦字“子方”，并没有说应当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傅山的话虽简练，但说得很明白，难道还需再啰嗦时人不该把欧阳修之字“子方”分开来读吗？质疑者引苏轼自称“苏子”之例，说“欧阳子”系欧阳修自称，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也无问题。其实，只要细读该句便可发现，“方夜读书”显然不如“夜读书”简洁准确。

再补充一条佐证。宋人以“子方”为字或名者还有好些，吕陶、晁公武的书中有“唐子方在言路”“唐子方贬春州”等语，若读作“唐子／方在言路”“唐子／方贬春州”，似乎也可通，但能说读对了吗？苏东坡有“谢曹子方惠新茶”语，若读作“谢曹子／方惠新茶”，可以吗？尤其是黄庭坚“戏赠曹子方家凤儿”语，若有人不知有曹子方其人而知有“方家”一词，读作“戏赠曹子／方家凤儿”，不成笑话了吗？

有学者以“宋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作者只称名或姓名，而不称字”为由，认为《秋声赋》中的“子方”二字应该拆开而读。可惜这一论断并不能成立。事实是，古人文中除自称名或姓名外，还自称字，其例甚多。以宋时名人之文为例，苏轼（字子瞻）《和陶归去来兮辞》第一句即为“子瞻谪居昌化”，《书孟德传后》有“子瞻题”，《古刻丛钞》亦有“苏子瞻题”。《东坡志林》除“子瞻不能决”“子瞻看朱成碧”“盖自苏子瞻始”等语外，论草书条末亦自云“子瞻书”。在陆游编定的《渭南文集》中，自称其字（务观）者更是有好几十处，自称其号（放翁）处也很多，倒是较少自称其名。尤应注意的是，欧阳修的《释惟俨文集序》，不就明明写着“庐陵欧阳永叔序”吗？仅以本人手边此数人之文来看，便多有自称其字者，怎么能说宋人文中“只称名或姓名而不称字”呢？

此外，又有读者提出，既然两种读法皆可通，前人又有“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话，那就不必计较究竟应该怎样读。这样的意见显然也是不对的。前人“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之语本针对“诗无达诂”而言，是说解读诗歌可不必拘泥于作者本意，允许读者自由联想、阐发感悟。而对于古籍文献之句读，必有最确当的一种，不能此亦可、彼亦可。

其实，早在宋代，被尊为耆宿大儒的杨简所著《杨氏易传》，曾因欧阳修《易童子问》所云“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而云：“欧阳子方疑其前后异同，非出于一人之言。”此处“子方”二字不能分开读，“方”字显然只能属上读而不能属下读，足可证欧阳修亦字“子方”。

后又发现，明代学者姜宝《姜凤阿文集》卷九更明确记载：“意得可寿而寿者，两公焉。一为司马温公，一为欧阳子方。”指司马光和欧阳修。又明人林俊《见素集》卷五《二忠录》序亦云：“宋廉耻养士三百年，希文、永叔子方数君子……”指范仲淹、欧阳修。“永叔子方”，是因为宋代有好几位字“子方”者。

此外，河南《滑县志》载，县邑东南隅旧有欧阳书院，明代进士知县王廷谏为立碑，碑上镌径尺大字“宋欧阳子方夜读书处”。如果说欧阳修行文自云“方夜读书”尚说得过去，那么此碑作“方夜读书处”，显然不通了，而只能作“夜读书处”。

回溯欧阳修墨迹见真章

极具史料价值且更为可靠的证据是，明代南京太仆寺卿赵廷瑞主持编纂的《南滁会景编》卷四中关于滁州醉翁亭之记载：“欧阳子方以播越潦倒，醉游其间，乐而忘反（通‘返’），因以‘醉翁’名。”大致意思是说，欧阳修先生当时正因流离失所、境遇困顿，沉醉于游览山水之间，玩乐得几乎忘记了返回，因此用“醉翁”作为自己的别号。从此处记载不难推定欧阳子方即指欧阳修。

世人读欧阳修的《秋声赋》或是《古文观止》等选本者众，而阅欧阳修文集者少。盖因此大部头实在庞杂，翻阅费心费力。其实，欧阳修本人笔下的文字已给出了证据。《欧阳文忠公集》（亦作《文忠集》）里，针对此句留有校勘注解：欧阳修《秋声赋》的手稿真迹里，“无上四字”，即无“欧阳子方”。开篇为“余夜读书”。后世刊刻传抄中，逐渐分化出两种文本：其一删去“方”字，作“欧阳子夜读书”；其二增入“方”字，成为通行的“欧阳子方夜读书”，这也是后世读法分歧的根源。

至此，似无再争论的必要了。当依傅山之见，如杨简等宋、明之人用法，更比照欧阳修墨迹，将“欧阳子方夜读书”读作“欧阳子方／夜读书”。

（作者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