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琳，女，北京人，1942年4月出生，1962年参加工作，197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长期从事青少年教育与科技普及工作；曾获全国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北京市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北京市儿童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我的工作很平凡，一辈子就是在穿针引线，为孩子们和科学家之间架一座桥。”2026年1月，年过八旬的周琳坐在桌前，指尖轻轻拂过桌上泛黄的文件，用这句话总结了自己一辈子的工作。

1982年，当周琳第一次踏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北京市科协”）的大门时，她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份为孩子们“牵线搭桥”的工作会做到今天。从风华正茂到满头华发，她始终以党旗下的誓言为指引，在青少年科学教育的土壤上默默耕耘，用坚守与奉献帮助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做一颗永不停歇的“螺丝钉”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1974年10月，在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的一间小教室内，周琳站在党旗前，举起右拳，铿锵有力地念出了入党誓词。宣誓完毕，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党支部书记对她说：“我们一定要甘做一颗螺丝钉，扎根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带着这份嘱托，周琳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时刻寻找着党和国家最需要自己的方向。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逐步重视青少年的科教事业，呼吁加强对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那时候，北京许多学校实行“二部制”，学生们只上半天课，如何让另外的半天时间更有意义，成了周琳心里最惦记的事。“如果可以让孩子们多接触课外科学知识，那就既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又利用好了这段空闲时间。”于是，周琳一头扎进了校外科普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她一趟趟穿梭于中小学与各个师范类高校，聚集起一批批科技教师，教孩子们认花草、辨星空，为他们讲授科学知识。

一天，她站在教室外，听着老师描述猿人头盖骨的形态特点时，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课本上的知识是平面的，能不能带孩子们到野外去看、去摸、去真正地探索呢？

周琳到地质局拜访了地质学家李维信。“地质相关的科普班参加的人总是最多，孩子们对北京猿人似乎特别感兴趣，如果能有机会请您带孩子们外出考察，肯定能让他们有更深刻的认识。”李维信被她的真诚打动，欣然伸出援手：“你这个想法特别好，我们地质局来支持！你们招募学生，我带他们去周口店遗址。”

跑完地质局，她又马不停蹄地联系学校招募学生，联系部队争取到两辆越野敞篷车作为交通工具，敲定参观路线和考察内容，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来到考察地，孩子们认真地观察着出土的化石，围着专家不停地追问“猿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生活？”“他们是如何在洞穴里用火的？”“你们还在这里发现其他生物的化石了吗？”看着孩子们眼里闪着兴奋与好奇的光，那一刻，周琳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孩子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对科学研究产生兴趣，我就觉得没白忙活。”

1982年，周琳来到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工作。“我希望这样的野外考察活动能长久举办下去，但青少年科学教育要想走得远，必须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为此，北京市科协副秘书长辛俊兴、半导体专家林兰英院士等人提出建议，争取政府支持。

众人拾柴火焰高。航天部、林业部等多个部门都拿出了真金白银来支持这个项目。“这个部门给3万，那个部门给5万，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周琳感慨道。

1984年底，林兰英、茅以升、王淦昌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学基金会，茅以升任会长。这一组织的成立有力地支撑起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普教育事业的长期发展，那些深受孩子喜爱的科普教育活动，终于有了长久举办的根基。

退而不休育火种

1998年，一通越洋电话从美国打到了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的办公室，周琳像往常一样接起电话，那一头传来了天文学家王绶琯院士熟悉的声音：“周琳啊，我有个想法，青少年培养科学兴趣的关键期就那么几年，咱们可以建个类似俱乐部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给孩子们领领路，你觉得怎么样？”

周琳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来，她连声说：“这是一桩大好事，咱们通过基金会来做！”彼时的周琳即将退休，可她心里从来没把退休当成事业的终点。“在北京市科协干了一辈子，我还是放不下孩子们！”

挂了电话，周琳立刻行动起来，主动承担起俱乐部筹备的组织协调工作。那时候，移动互联网远未普及，电话、传真是最主要的沟通方式。周琳依靠之前组织北京青少年科学基金会的工作经验，向王绶琯提议：“王老，我想请您写一封详尽的建议信，咱们把成立俱乐部的想法以倡议的形式告诉各位科学家，大家一起出力，这事才能成。”

王绶琯欣然应允，很快就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建议信。1999年初，周琳参考王绶琯的想法起草了一份《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周琳把这封倡议传到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朱光亚，光学奠基人王大珩，核物理学家王乃彦等科学家的手中，这些科学界的泰斗都对成立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想法表示支持。最终，61位科学家在倡议书上签下了名字。1999年6月，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正式成立，周琳出任秘书长，负责俱乐部的日常运作。

然而，这份初创的事业远比想象中艰难。俱乐部的第一场科学名家讲座活动，周琳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筹备，可学校的态度并不积极。活动当天，来的学生寥寥无几。看着空荡荡的会场，周琳不停地反思：是不是我做得不好，是不是学校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活动？她拨通了王绶琯院士的电话，把自己的困惑与迷茫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电话那头，王老的声音温和而坚定：“周琳，咱们做这件事，是为了尽可能发现潜在的好苗子，为明日的杰出科学家创造机遇。只要来的学生里有一个人能对科学与科研活动产生兴趣，咱们的事就不算失败。”

这句话让周琳打消了顾虑，她重新打起精神，继续投入组织科学名家讲座的工作。她提前联系学校与学生，为下一场讲座做详细的准备，了解学生的兴趣点，与科学家沟通演讲内容，不断提升讲座的吸引力。渐渐地，讲坛规模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了四五百人。越来越多的学校纷纷投来了橄榄枝，想与俱乐部达成基地学校合作机制，长期为俱乐部输送优秀学生。

“在孩子们和科学家之间架一座桥”

“一个词可以形容俱乐部的活动模式，叫作‘大手拉小手’。”周琳介绍，“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科学家与学生之间牵线搭桥，让双方的力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在俱乐部培养的第一批学生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丛欢是周琳印象最深的孩子。“丛欢格外积极，俱乐部的每一场活动、每一次考察，他从未缺席过。”那年，俱乐部组织学生去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做野外考察，年过六旬的生态学家陈佐忠研究员为了让孩子们看清草原土壤的分层结构，在草原上挖出一米多深的土坑，然后跳到坑底，指着土壤样本，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草原土壤与植被的关系，讲草原生态的奥秘。这一幕深深刻在了丛欢的心里。后来，丛欢远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如今，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指导俱乐部的学生尽情探索科学奥秘。

2024年，周琳邀请丛欢回到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为孩子们开设讲座。站在中国科学院会议室的讲台上，丛欢感慨道：“俱乐部让我有机会在高中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么多伟大的科学家，这些经历点燃了我的科学兴趣。”听到这句话，周琳的脸上漾起了幸福的笑容：“最让我自豪的就是看到俱乐部的许多学生真正走上了科研的道路，成了国家需要的栋梁。”

这座由周琳倾尽心力搭建的桥，一头连着拥有无限潜力的青少年，另一头，一众科研前辈始终相伴同行，默默守护着这份科学的火种。党龄超过70年的匡廷云院士，如今依旧奋斗在科研一线，每年俱乐部的重要活动，她都会亲临现场；90岁高龄的王乃彦院士腿脚不便，却始终惦记着俱乐部的孩子们，每次活动总会提前调好设备，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跟孩子们分享科研故事、解答科学问题。周琳常说：“这些科学家从来不会跟我谈报酬，只要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再忙也会留出时间参加活动。”

经过二十多年发展，俱乐部基地校由最初的4所发展到43所。先后有945位导师和三千四百多名中学生参加俱乐部的科研活动，中学生们走进194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平均为期一年的“科研实践活动”。一批俱乐部早期会员已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一些学生成长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

2025年1月19日，是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25周年座谈会举办的日子，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会议室内人头攒动。这天，周琳即将卸任俱乐部秘书长一职。她缓步走上台前，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老党员身上。“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感谢，感谢王老以及一批科学家的知遇之恩。”话音未落，全场一百六十余名与会者用热烈的掌声向她表示敬意。

“回看这么多年，党的培养给了我知识和信仰，退休后，这份信仰又给了我继续发光发热的动力。”做了一辈子“螺丝钉”的周琳，像一座桥梁，连接着科学家与青少年；更像一盏明灯，点亮了无数孩子们仰望星空的道路，也照亮了一个国家科技育人的征途。时至今日，八十多岁的周琳依然积极参加俱乐部的日常工作研讨会与导师研讨会，努力发挥自己的余热。她说：“这些年我只是做了一名普通党员该做的一点小事，未来只要组织需要、孩子们需要，我依然会尽我所能。”

执笔人：马骏驰、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