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文学创作，很难用单一身份定义作家阿城。唯有“杂家”二字，看似宽泛，却最为贴切。从摄影、绘画、音乐、笔记小说，到吃喝玩乐的各等技艺，阿城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从意大利歌剧到京剧、京韵大鼓，从八大山人、石涛再到卡拉斯、小彩舞，他几乎样样都有积累，都能说出名堂。他从不囿于单一喜好，凡历史人文、艺术新知，他都永远兴趣盎然。文化评论家查建英曾评价：“他的技术观非常‘先进’，拥抱现代文明，弄电脑、弄电影、弄车，很懂流行文化、媒体文化。”甚至养花种菜、制作家具等手艺，他也有所钻研。

众人口中的阿城似乎无所不通，但他自认为在经济领域如同小学生，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对于兴趣所在，阿城可以沉迷其中，甚至废寝忘食。就像多年以前的某个夜晚，作家张大春去找阿城闲谈，四个小时后，张大春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很少发言，大部分时间都在听阿城谈文房四宝，且比上书法课还受用得多。

汲取知识，是一种能力，最难得之处，是把知识吸收、内化，并与现实生活或其他门类产生关联，类似常人所说的举一反三，这需要天赋。阿城有能力，因为他探求的领域足够宽广，底蕴足够深厚；同时，他也被眷顾地拥有着天赋，他的记忆似乎天然比常人更牢固。如此，运用能力，发挥天赋，阿城以通达而敏捷的思考面对生活，以旺盛而热切的求知欲滋养兴趣。而论及其思维体系，就必须谈到他的知识结构。

百科全书式的文人

阿城的知识体系浩瀚庞杂、自成格局，他被称作百科全书式文人、文坛闲谈高手，既是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传承者，也是艺术生活中世俗精神的传播者，这一切称誉都基于其丰富的知识结构。阿城总能站在一定高度观察世事，并打通其中的关联，这种视野，杂糅着中国古典文人的闲情野趣，正是基于其知识结构而形成的。

抛却小说创作不论，《威尼斯日记》是阿城旅居威尼斯三个月的随感和见闻记录，《闲话闲说》是他的部分讲谈集成的杂文，两本书所涉及的内容都较为随心随感，是其思想的自然流露。有兴趣者，可以对两本书中所谈及的书目归纳梳理，从而可窥见冰山一角。

琉璃厂助其知识结构成型

谈及阿城知识结构的成型，“琉璃厂”是无法绕开的关键词。

年少时，阿城全家迁居北京宣武门一带，他中小学就读于宣武区（今西城区）内，咫尺之遥的琉璃厂，成为他少年时代的精神净土。琉璃厂的画店、旧书铺、古玩店如同一所免费的博物馆，成为他成长期汲取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我在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乱七八糟的，看了不少书。我的启蒙是那里……这样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知识结构了，和你同班同学不一样，和你的同代人不一样，最后是和正统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了。知识结构会决定你。”

这份与众不同，直观体现在他的文字风格中。兼具半文言白话的韵味与传统文字的深邃魅力，独特的书写笔法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因如此，《棋王》一出便引得文坛口耳相传，开辟了一条新路。正是不同于大众的知识结构，造就了他文字书写的另类笔法。

知识结构深刻而长远地影响了阿城的思维方式。当时的教育体制、统一的教材、图书馆的借阅规定，使身处主流的学生们只能接触到单一的知识和文化。同时期的阿城因家庭成分问题只能处于社会边缘，幸而得以在旧书摊汲取更为丰富而多元的文化养分，接触课本范畴外的广阔天地，形成不同于众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帮助阿城形成自我思考的习惯，奠定了他思想意识的独立性，并间接影响到情感模式的转变。

中西兼容养成独立思维

世人谈及阿城，多将其归为传统文脉的继承者；“寻根文学”的标签，也让大众忽略了他深厚的西学素养。古雅的文风、通透的传统认知，看似与西式文学体系相去甚远，实则阿城的知识结构，本就是中西兼容、双向贯通。

据同期插队知青王学信等人回忆，上山下乡岁月中，阿城随身携带数箱书籍，其中囊括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经典，还有整套《译文》《世界文学》期刊，涉猎海量西方文艺著作。1979年返城后，他协助平反的父亲编撰《电影美学》，朝夕研讨切磋，贯通儒道禅宗、古典文史、西方美学、经典哲思，打通更广阔的格局。

纵然阿城的知识结构中不乏西方文学的底蕴，但依旧可明确感觉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他的案头常置《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孟子译注》《管锥编》《历代散文选注》等书，成名后仍细读宋代禅宗典籍，足见其对民族文脉的自觉深耕与坚守。

学者文贵良点评：“阿城知识结构的‘旧’与‘俗’，有点类似周作人知识结构的‘杂’和鲁迅知识结构的‘野’……阿城因其‘旧’与‘俗’正好与时代所宣扬的‘新’与‘正’拉开了距离，使得他的视角不同于时代和国家赋予年轻人的国家视角。”

正因这份独立思考，当韩少功等作家推动“寻根”思潮、探寻文化根脉之时，阿城却发出“我知道这个根已经断了”的感叹。这也是寻根文学之“根”与阿城所说文化根脉的根本不同。

（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影视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