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有一棵老槐树。

1920年1月18日午后，一群年轻人，在树下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着厚棉袍，围着围巾，缩着脖子。左边第四个人，身形颀长，目光沉静，双手拢在袖中，是26岁的毛泽东。旁边第七个，神情温和，叫邓中夏，“五四运动”中，他参与火烧赵家楼，冲在最前面。

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一个湖南来的青年，一群北大学生，跑到这城南的荒寺干什么？在建党之初的觉醒年代，为什么偏是这里，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重要聚集地？

“宣南文化”带火了陶然亭

一群革命青年选在慈悲庵议事，并非偶然。

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为建都城，元明清三代均在慈悲庵附近取土烧窑，留下无数窑坑，以至于积水成湖，芦苇丛生。旁边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台自然就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

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监理黑窑厂。他在这座破庙的西面，盖了三间敞轩，供临时休息之用。因建亭人姓江，后人也称此亭为“江亭”，江藻则以“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取名“陶然”。

这三间敞轩，在建筑上并不讲究，甚至可以说简易，这座古庙也很小，只有一个院子。但一经品题，身价十倍，陶然亭不久就在会馆林立、举子扎堆的城南，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

清朝，在北京做京官的海内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门外。康熙以后的二百年中，这些人几乎都游览过陶然亭。作为“宣南”胜地，陶然亭“春秋佳日，宴会无虚”，还形成了一个声势颇盛的文人集团，后人称之为“江亭雅集”或“春禊圈子”。

那时的北京园林大多为皇家禁地，城内要找个有风景、可游乐的地方，就只有什刹海和陶然亭了。虽然论风景、历史和人气，陶然亭都远不及什刹海，但要说名气，却反超了。这名气，无关山水秀色，是文人墨客用笔“吹”出来的。

“江亭修禊”，也就是陶然亭修禊，在乾嘉以后的清人诗集中，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类似的咏唱题目，单凭文字宣传的功力，就把本没有亭的陶然亭，捧成了中华四大名亭之一。

到了晚清与民国初年，士大夫风光不再，陶然亭又偏僻，错过了转型为公园的机会。城市中心陆续开放了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一系列新兴公园，取代陶然亭成为北京新兴的人文空间，陶然亭则日渐凋敝。

庚子之乱中，北京死于非命的人实在不少，许多穷苦人，都埋在这一带的义冢中。后来这里的荒坟一天比一天多，百姓叫它“南下洼子”“乱葬岗子”，白天偶尔有文人来凭吊吟诗，入夜则一片死寂，连巡警都懒得巡逻。

这僻静的地理特征，恰好为近代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提供了避人耳目的绝佳集会场所。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世、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

鲁迅进京才十几天，便慕名而来，从那三间朝西的敞轩，向外眺望一番：远处的西山，南面的城阙，栏杆外面的野水、新芦，苍苍茫茫，青青翠翠，是一派春末夏初的风光。不过，破败的慈悲庵与“风景城南数此亭”的盛名实在不符。

陶然亭见证了宣南士大夫文化从鼎盛到末路，不过，一种新的文化已经崭露头角。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这处幽深僻静又名声在外的古刹，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新青年。

毛泽东留下一张合影

毛泽东是1919年12月18日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驱张。

“张”指张敬尧，皖系军阀将领，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驱张斗争缘起于五四期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等学生代表赴湖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联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发起反日爱国运动，毛泽东还顺势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

这一系列行动受到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暴力镇压，他枪杀无辜群众、摧残教育事业、封闭报馆、搜刮民财，湖南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最终爆发了驱张运动。为寻求各界支援，湖南各界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地活动。

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进京，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头一年春天，他在北大图书馆当“试用书记”，月薪八块大洋。八个人挤在三眼井胡同一间屋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冬天八人只有两件大衣轮流穿。也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结识了李大钊，聆听了《庶民的胜利》，读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但要接受这一主义，还欠火候。

这一次再来，心境完全不同了。他不再是身无分文的闲云野鹤，而是一个团体的领袖，有了具体的使命。

北长街福佑寺，喇嘛庙的后配殿既是他的办公处也是卧室，一张长条香案是办公桌，香案旁的油印机又把这里变成了车间。

12月22日，平民通信社正式发稿，每日印发一百五十余份，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重要报社。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请愿团详记》《张敬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敬尧罪状大纲》等檄文，语言犀利，针砭时弊，历数军阀暴行。北京《益世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几十家报刊陆续刊用，迅速形成强有力的“倒张”舆论。

有报人描述过那里的场景：寒夜，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着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的身影。冷极了，就搓搓手，呵一口哈气，再埋头写下去。

就在这香案上，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节略本）。这一次，马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灯昏如豆，他却读得热血沸腾。

12月28日，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一千多人参加驱张大会，毛泽东拉起标语：“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据当时报载，湖南会馆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站了几百人。毛泽东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站在台上讲了一个多小时。不少湖南籍老人也声泪俱下，痛骂张敬尧祸湘。十名湘籍国会议员，迫于情势，当场立下“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的字据。

声势有了，但要撼动北洋政府，一次集会远远不够，一个团体也势单力薄，必须联合北京的力量，才能继续推进。

辅仁学社，是湖南长沙长郡中学学生社团，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有成员三十人，罗章龙为该社负责人之一。“五四运动”前后，罗章龙、周长宽先后考入北京大学，大部分成员亦来京，该社活动中心于是转移到北京。在毛泽东、邓中夏的鼓动下，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成了驱张的主力。

为了共同商讨“驱张”大计，毛泽东急需寻找一个既僻静又便于聚会的场所，他将目光投向了宣南荒野中的慈悲庵。

在京期间，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萧子暲等人经常漫步于陶然亭湖畔。1921年3月，赵世炎曾写了一首长诗，追忆他与毛泽东在陶然亭敞开心扉、畅谈革命理想的情景：

“相识不为久，相知肝胆披，忧忆陶然亭，对坐从谈诗”“令人争自由，摆脱古人羁，成功在尝试，推陈出新奇……以俄为师法，行动岂能还；吾道不愁孤，人民大众支。”

陶然亭“苇蒿长可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的疮痍景象，不正适合青年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吗？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匡务逊、萧子暲与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王复生、李启汉、易克嶷、周长宽、陈远谟十人，在慈悲庵内，就如何发动民意、扩大驱张斗争谋划了一上午。

会议开到中午时分，众人走出慈悲庵，山门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立在寒风里，有人提议合影，于是便有了那张照片。

第二天，毛泽东等呈文北洋政府，历数张敬尧的十大罪状，经各大报转载，迅速引爆了全国性的抗议风潮。

毛泽东还带着请愿团，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执政府、议会和时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寓所请愿。北京的正月，呵气成冰，风雪灌进棉袍里，人在外面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七次请愿，七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没把他们冻垮，倒把驱张的声势一点点攒上去了。

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中老胡同内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在京的驱张活动。11日，他卖掉棉衣，离京奔赴上海，虽然道路已经选定，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疑惑，需要陈独秀指点迷津。

在全国声讨和湘军的武力威逼下，内外交困的张敬尧于1920年6月11日仓皇乘兵舰逃离长沙，驱张运动大获全胜。

比驱张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四个月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这一时期，李大钊正积极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广泛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书籍，举办座谈会、讨论会、讲演会以及组织翻译、出版等工作。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

通过驱张斗争的实践，毛泽东进一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多年后，他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信仰一旦确立，便再无更改。当他再次踏上古都土地时，已是1949年。看到北平城垣时，他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这番肺腑之言，是对这段师生情谊最真挚的总结。

五团体亮明“主义”

毛泽东走了，慈悲庵的故事才刚开始。半年后，周恩来带着天津的同学们也来了，他们的导师也是李大钊。

在当时青年学生的心目中，李大钊是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公认导师，北大和校外的青年都愿意与他联系，纷纷聘请他指导社团活动。

他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者之一，并被推选为临时编译部主任；“国民社”聘请他为总顾问和导师，该社的负责人之一许德珩回忆说，“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新潮社”敦请他为顾问；他还主持创办了《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使它成为第一个讨论新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副刊。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大家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但往往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思想旗帜和跨地域的革命联络。如何将零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力量凝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革命合力？李大钊在觉悟社的请求中，找到了突破口。

觉悟社是1919年9月16日成立的。此前马骏等学生代表被捕，周恩来带领数百学生赴京营救。从北京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和获释代表总结经验，提出在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选出骨干，组成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由此诞生。

觉悟社成立第五天便请李大钊到天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禁锢的做法大为赞赏，建议大家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率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入狱，他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出狱后，周恩来在天津法租界主持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

会后，他偕同社员十一人来京，请李大钊帮助召集座谈会。李大钊列了4个团体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进步团体，汇集了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赵世炎、田汉等时代精英。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都“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小团体，大联合”是少年中国发起之初确立的准则，即不与其他团体合并，但不排斥与宗旨相同的学会结成友会，互相协助。实际上这也是“五四”社团的普遍现象。

1920年8月16日上午，慈悲庵北配殿。屋里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方椅，窗外夏日的芦苇绿得发亮，更远处是成片的坟茔和荒草。

五个团体的代表陆续走进来。觉悟社的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人，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各有代表，一共20余人。

周恩来和李大钊相互谦让，最后，大家推刘清扬主持。邓颖超站起来报告觉悟社的活动，那年她16岁，全场最年轻。然后是周恩来，他说五四以来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中国、挽救危亡。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改造”“联合”。

李大钊接着发言。他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强调各团体标明主义的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他还鼓励青年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两天后，五团体各推三名代表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继续开会，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由最初的单打独斗，到共同进退，有意识地统一思想和行动，联手推动社会改革，这是“五四”社团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关节点。

这两份文件由张申府起草，他此时已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因此在宣言中公开使用了“赤帜”字样。

192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公开亮出“赤帜”，等于宣告立场：不是学术讨论，不是书斋清谈，而是要跟着俄国人的路走。此前各种进步团体大多还在“研究”阶段，主义模糊，思想混杂。李大钊在五团体会议上做的事，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要联合，先亮明主义。

8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茶话会，李大钊再次强调：“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其社会主义之必要”。

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上，张申府与周恩来热烈交谈，畅叙理想，从此结下了终生友谊。1921年2月左右，张申府先发展刘清扬加入党，之后，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又共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仅是周恩来，参加“五团体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早期的重要干部，从而为党的成立和党早期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宝贵的干部资源。

1946年，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谈到李大钊对自己的影响：“《每周评论》《新青年》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见到李大钊同志后，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

从觉悟社青年，到“五团体会议”上的发言人，再到新中国总理，周恩来走过的路，慈悲庵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守墓”背后的惊涛骇浪

慈悲庵与党的渊源，还远不止于“五团体会议”。随着一批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青年出现，建党的任务也被提上日程。

“五团体会议”两个月后，“共产党小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宣告成立，当时成员仅有3人，除李大钊、张申府两位北大教师外，还有北大学生张国焘。一个月后，“共产党小组”已经拥有十多名成员，遂正式命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为书记，成员除李大钊外，还有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缪伯英、高君宇等人。

中共北京早期组织刚建立时，大都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今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也就是李大钊家的西厢房开会。

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记录，1921年12月11日，天气晴朗，李大钊召开北京区委全体会议。会议前，厨子老李做了一顿白菜饺子，大家饱餐后开会。由罗章龙汇报陇海路罢工情况，大家谈了意见。为了庆祝罢工胜利，大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

在家开会虽然气氛融洽，但终究多有不便。西厢房作为会议室时，这间屋子是不许家人进入的，只有夫人赵纫兰在卧室的炕上做缝补活时，透过玻璃往这屋看，根据会议进程，进来倒点水。最让人担心的是，暗探已经开始盯梢，出入的人多了，同志容易暴露。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负责指导北方党组织的秘密革命工作。当时的北京，面临着军阀的白色恐怖，大量便衣军警和密探在全城各大院校和街头巷尾进行密不透风的严密监控。为了让羽翼未丰的北方党组织能在绝对安全、隐蔽的环境中生存、开会并与各界联络，李大钊急需一个稳固秘密的工作场所。

1921年7月20日上午，陶然亭的一场葬礼，成了一个契机。病故者金绮，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妻子。1919年时李大钊租住在位于闹市口大街南端的回回营三号，对门便是陈愚生一家。

陈愚生是四川人，早年参加保路运动，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与李大钊成为挚友。1919年7月，他与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底他到重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不到半年妻子在北京病故。1921年5月，他赴京料理后事。

李大钊陪陈愚生在陶然亭选购坟地时，发现这里“芦苇丛生，蔓草披径”，便于避人耳目。若以守墓为名在慈悲庵内租房，谁会奇怪？

租房需要有人出面。李大钊找到黄裕培——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窗。在校时，黄裕培是乡友，两人常以兄弟相称。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就是黄裕培让出了自己的婚房，低价租给李大钊一家的。

李大钊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曾帮黄裕培谋得了坛庙管理处主任的职务，而黄的管辖范围恰好包括慈悲庵等几处坛庙。在他的帮助下，陈愚生顺利在慈悲庵租下南配房两间。

很少有人知道，从1921年夏天起，这座七百年的古刹里的“守墓人”，守护的不是坟茔，是一个新生政党的火种。

1921年8月至1923年，慈悲庵南配房两间小屋的灯时常亮到深夜。这两间看似普通、朴素，供守墓人寄托哀思的寂静南房，实质上是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党组织隐秘的地下指挥站。

1921年7月，李大钊创办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工人周刊》，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在李大钊的引领下，中共北方区委在长辛店等地开办了补习学校，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训工人运动的骨干。

次年，遵照党的二大的决议，北方区委把工作重心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李大钊亲自领导了北方工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10月，唐山铁路工厂和唐山五矿联合罢工的人数超过3万人；12月，石家庄机器厂又开始了工人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曾在宣南主编《晨报副刊》，他肯定来过这里，有回忆说，他曾在陶然亭的秘密会议上高唱《国际歌》，以此激励大家的斗志。

邓中夏也来过，他面容清瘦，但说话却极有感染力。1920年他做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把本名“邓隆渤”废了，将字“仲澥”改为谐音“中夏”。理由是：名字太复杂，工人怎么认得？

改完之后，他穿着粗布短褂，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间讲起课来。他告诉工人：“五人团结是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从长辛店回到城里，他便钻进慈悲庵南屋，向李大钊汇报工运进展。

高君宇更是常来，他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李大钊最信赖的学生。党的二大上，年仅26岁的高君宇与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等一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决策成员。

传奇女子秦德君还曾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她才15岁，已经是四川女权运动骨干，吴玉章、陈愚生引荐她到北京找李大钊，请李大钊帮忙安排赴苏俄留学，但因北洋当局管控严密，她的赴苏计划未能实现。

李大钊曾安排她暂住小屋，担任少年中国学会勤务员，处理社团文书、联络事务，并在秘密会议时放风。

南屋里讨论的话题涵盖建党初期的方方面面。李大钊曾派陈为人到济南，与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商议筹建共产党组织；派张太雷到天津，建立了天津的第一个团小组；派高君宇到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建党之举，扩大了华北地区的组织基础。

一系列载入中国革命史的大事件，八成也在这里商讨过。中共二大后，党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1922年召开西湖会议，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李大钊和张国焘虽然意见不一，但一定探讨过。

由于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建党的早期资料非常稀少，这间小屋具体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今少有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窗外是荒坟和芦苇，屋内是激荡的思想和滚烫的理想。

1923年底，李大钊不再使用慈悲庵南屋。

原因并不难猜：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军阀血腥镇压，“二七”惨案全路46人牺牲。此后军阀加紧迫害革命者，李大钊离开北京后，他的住所被暗探盯梢，有歹徒闯入翻检文件，有恶犬被故意放入院内咬伤奶妈。

1924年5月下旬，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暂时躲避到家乡昌黎五峰山。

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

慈悲庵的秘密活动终止了，两间南屋重归沉寂。但这群人里，有一个人却仍频繁出入陶然亭。最终，他留在了这里，再也没有离开。

高君宇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在一场北京山西同乡会上，高君宇登台作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这番慷慨陈词，深深震撼了台下的师大附中教员石评梅。

石评梅才华横溢，有“晋东才女”之名，但因早年遭遇情伤，立誓“独身”，在心里筑起了冷若冰霜的藩篱。

得知石评梅是恩师爱女后，高君宇便与她鱼雁传书，谈文学、谈人生，用自己渊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春风化雨般开导着石评梅，极力劝导她摆脱封建枷锁，一同去奔赴属于未来的新文化。在频繁的通信中，高君宇那一往无前的赤诚，渐渐融化着石评梅内心的冰山。

1923年10月，高君宇因长期没日没夜地工作，积劳成疾，被迫前往西山碧云寺静养。不久，石评梅收到一枚鲜红的红叶，上面深情地题写了一首小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

石评梅收到这枚饱含炽热恋情的红叶，内心产生了剧烈的激荡。然而，过往的伤害和高君宇的包办婚姻，依然紧紧地禁锢着她。经过痛苦的挣扎，她在红叶的背面用凄婉的笔调回复：“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

高君宇收到退回的红叶，虽内心无比痛苦，但他给予了石评梅最大程度的理解、尊重与包容：“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儿女情长之外，高君宇更是一位随时准备为改造世界献身的战士。

1924年10月，高君宇作为孙中山的秘书，随孙中山北上。在广州期间，面对商团叛乱，他亲自指挥，中流弹负伤。在伤势初愈的广州街头，他买下了两只由洁白象牙制成的戒指，一只戴在自己手上，一只寄回北京送给石评梅，纪念他们的“冰雪友谊”与“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在信中，他写道：“我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一切都属于你，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石评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反复吟哦着“静寂像枯骨”几个字，收下了高君宇全部未曾言说的深情。

但命运没给他们太多时间。随孙中山进京后，高君宇便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出院，医生嘱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静养6个月”，但他仍抱病出席国民会议，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1925年3月4日，他腹部剧痛，仍忍痛工作，次日住进协和医院，急性阑尾炎已经恶化成败血症。与世长辞时，年仅29岁。

他生前钟爱陶然亭，常与石评梅到此散步，在生命晚期，与石评梅同游时，他曾触景生情，表示死后愿葬于陶然亭。党组织尊重他的选择，把他安葬在陶然亭湖畔，离慈悲庵不远。

墓碑造型别致，宛若利剑直指长空，石评梅将他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刻于其上，并附识“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缠绵悱恻的誓言与英雄气概的诗句在墓碑上交相辉映。

高君宇逝世后，石评梅从原本的被动与闪躲中彻底走了出来，变得空前勇敢和坚强。她痛悔自己在恋人生前未能勇敢地接受他的爱，每个周末，都风雨无阻地步行来到陶然亭高君宇的墓畔，抱着墓碑低声痛哭，用眼泪和心血凝成了震惊文坛的《墓畔哀歌》。在石评梅的感召下，陶然亭成了她与友人乃至原本不认识高君宇的青年聚会、纪念的地方。

三年后，石评梅病逝，年仅26岁。亲友们流着泪，依照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临终遗愿，将她安葬在高君宇的墓穴旁，并在她的墓前同样竖起了一座方锥形的汉白玉墓碑，碑上刻着“春风青冢”。

两方白玉剑碑如同一对比肩而立的眷侣，成了陶然亭畔一道新的风景。作为“新青年”与“新女性”的代表，这段惊世骇俗的恋情，在民国时期一直备受追捧，甚至成了“革命加恋爱”模式的现实典范。

高君宇的一生，还有一段插曲：他当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红娘。

邓颖超回忆，高君宇抱病到上海出席中共四大，会议期间结识了27岁的周恩来。此时的周恩来已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在感情上颇为腼腆。高君宇讲起石评梅，讲起他们“冰雪友谊”和象牙戒指。周恩来被他的坦诚打动，将自己的心事和盘托出，原来他一直暗恋邓颖超，却迟迟鼓不起勇气表白。高君宇听完，欣然说：“我给你送信。”

四大结束后他乘火车北返，特意绕道天津，找到达仁女校，亲手将周恩来的信交到邓颖超手上。在这封信的助推下，周恩来与邓颖超结为革命伴侣，此后相濡以沫半个世纪。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这段情谊一直念念不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曾几度到陶然亭凭吊高君宇和石评梅。

邓颖超撰文缅怀说：“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1956年，周恩来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话：“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教育青年人也有意义。”根据这一温情而充满智慧的批示，同年8月24日，“高石之墓”被隆重地迁回了陶然亭公园。

1986年，墓旁建成了高君宇、石评梅并肩而立的大理石雕像，这对革命情侣，终于可以永远风华正茂、含笑并立地，相伴在陶然亭的碧水间。

新中国北京开辟的首家公园

还有一个人，差点葬在陶然亭。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从容走上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的绞刑台，时年38岁。从南屋灯火到绞刑架下，不过短短四年。

因白色恐怖严酷，他无法正式下葬，灵柩移至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南院寄存。此后，赵纫兰带子女返回河北乐亭老家，灵柩停放长达6年之久。

1933年春，赵纫兰回北平，恳请北大旧友为李大钊下葬。北大校长蒋梦麟牵头，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13位教授联名发起募捐，这才筹措到丧葬费。

友人曾提议将他葬在陶然亭，但众人合议，香山万安公墓更显庄重。1933年公葬时，黄裕培夫妇一直陪伴在赵纫兰身边，他们就是把婚房让给李大钊，并帮忙在慈悲庵租房的人。

1950年底，毛泽东由罗瑞卿陪同，专程回到了他青年时期开展“驱张”斗争的慈悲庵，故地重游。他看到慈悲庵前的老槐树，感慨万千，指示说：“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1952年，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组织了7000名民工，清理扩展了景区环境，这座新中国成立后开辟的首家公园，仍以“陶然亭”命名。

2021年6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慈悲庵正式对公众开放：北配殿恢复了“五团体会议”场景；饱经沧桑的高君宇、石评梅原墓碑作为市级文物也保护在慈悲庵内。

今天的陶然亭，已成为老少咸宜的“宝藏公园”。不过，总有人专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而来，在历史的遗迹中，循迹而行——

从南门入园，沿南湖过桥，登上高台。门前老槐树已非原树，而是1979年选近似株形补栽的，现在也已枝繁叶茂，绿荫如盖。站在这棵槐树下，来一张合影，觉醒年代的少年气扑面而来。

北配殿一溜儿长桌，几排方椅，墙上挂着那张黑白旧照，定格了“主义”和“赤帜”被郑重提出的瞬间。南配房里，两间不大的屋子，曾经是一桌一椅一盏灯。走出去，沿湖边向北，高君宇和石评梅的雕像并肩而立，镌刻着那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感谢陶然亭公园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李东娟提供资料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