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

我去过绍兴城十余次，最近一回，才忽觉尚有未曾寻访之地——清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之祖”章学诚故居是也。此次专程拜谒，缘由有二：一者，我多年来访谒乾嘉吴、皖两派学者遗迹多处，而同属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则独立不群，堪称群峰之外的一座独秀峰，自然引起我的探究之兴；二者，我书橱里所藏巨帙《文史通义》即章学诚所著，精义迭出，公认为其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今人视之为古典名著，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并列为古代史学理论之双璧。

在故居看方志起源

来到故居门前，门牌标注为“绍兴市文物保护单位”。外墙、门楣皆新，看得出系近年修缮。故居左侧一堵连体白墙上，有“章学诚方志馆”字样，瓦檐覆顶，方砖铺地。一尊章学诚端坐书案前展臂欲书的塑像尤显传神。进入故居，迎面一块“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牌匾，可谓章学诚“方志学奠基人”的简洁写照。踱入展厅，又陆续观览了“章氏家族”“科举答题”“绍兴府志”等区域。置于醒目位置的是仿线装样式的《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展板。前者作者有争议，一说为东汉袁康、吴平编订，也有说系子贡或伍子胥所作；后者为东汉史学家赵晔的著作。这两部书被学界看作中国地方志的起源，我想之所以放在章学诚故居的展厅里，想必为了表达“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之意吧？

《文史通义》中收录了相当数量章学诚的方志学文本。“方”者，地方也，比如省府县乡；“志”者，记载一地史事也。先秦时已有记述一方之事的史志雏形，所载者包括地理、历史、人物、风俗、物产等。两汉隋唐方志内容体例日益丰赡，至两宋已臻成熟。然而方志在章学诚之前，如同一种民间的散漫记事，带有相当的文学加工色彩。章学诚出现后，才将方志纳入严谨的史学体系，系统建立起独立完备的方志之学。

《文史通义》的治学之道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志属信史”，认为方志不仅是地方上物产、地理、风俗的资料汇编，还须担负“一方全史”之责。应采用纪、传、考、表、图等多元体裁，以史家笔法纪事；同时建议杜绝夸诞的谀墓、粉饰之词，以凸显方志的史学性和真实性。他创立方志“三书”体例，即以“志”为主体（仿正史纪传），辅以收录章程文件的“掌故”和选录诗文要籍的“文徵”，还倡导各地设立“志科”以系统保存地方文献。实践方面，他亲自主持编撰《湖北通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等十余部志书。1924年，梁启超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正式确立“方志学”这一学科。他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章学诚的字）始也”。

章学诚的学术造诣，不惟方志一门，这一点在《文史通义》中亦有体现。此书系章学诚于33岁时开写，至63岁弥留之际，仍通过口授命弟子录之。虽未成完帙，然大体已备。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最重要的论点即“六经皆史”说。所谓“六经皆史”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非仅圣人谈理说教的著作，而是上古帝王治国理政的历史记录和典章制度汇编。他在开篇即言明“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反对空谈义理和天道人性，主张依托史实、考察史事，“器以明道”和“即事言理”，从而“据事见义”。这样的主张自然与吴、皖两大学派难以合流。吴派以惠栋为首，凡汉必是，凡宋必非；皖派以戴震为宗，以文字训诂为治学入门路径，提出“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二者虽存微异，大体皆以考据为治学根本，以音韵、训诂、校勘为不二法门。章学诚早年曾仰慕戴震之学，后由于学术见解不同分道扬镳。戴震意在纠正宋明理学“空言义理”、主观臆断之弊，提倡直接向汉代经书寻源，以扎实的训诂考据探求“圣人之道”。章学诚则强调以明道救世为旨归，不以识字通经为能事。他批评当时考据之琐碎和一字不敢妄易之僵化教条，不认可经学的神圣性，以为不过是先王政典，而非传道之具。

其次，《文史通义》还将史书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类。前者旨在全面保存史料，体例须规范严谨，如班固的《汉书》；后者重在裁断取舍，成一家之言，如司马迁的《史记》。

贫病与不朽之间

晚年的章学诚贫病交加，曾在致毕沅信中自叙“一钵萧然，沿街乞食”，却无怨无悔地坚守学术底线，不曲学阿世，于“几无人生之趣”、瓶罄寒凉的困境中，奋力拓展学术的丰盈之境。章学诚生前无钱刻印自己的著作，逝世31年后，次子章华绂刻印其核心篇目。直到民国时期，即章学诚去世百余年后，完整的《章氏遗书》才被刊印出来，轰动学界，广为传播。他的核心论点，至今仍被“现代方志”所沿用。

章学诚晚年双目失明，由此我想到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晚年亦以目眇不能视物，遂口授由其助手记录写成《柳如是别传》一书。二人境况颇为相似。两大学者皆可恃腹笥之丰，续成鸿篇，这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和仰视的。赞曰：章学诚者，以灼燃之炽焰、血脉之墨砚、嶙峋之脊骨，彰显学术之人格，实现灵魂之投递，斯乃真学者也。

（作者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