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钟》 何沛 编 王申 程呈 李小丽 郑宇伟 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珍藏永乐大钟的大钟楼

最近，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在系统整理百年来专家学者关于永乐大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全面完成了永乐大钟全部铭文的图像采集、铭文抄录和电子化工作，建成永乐大钟铭文检索数据库，完成《永乐大钟》四册，成果丰硕，可喜可贺。

永乐大钟高6.75米，直径3.3米，重量达46.5吨，有“中国钟王”之称，是明成祖朱棣定鼎北京时敕命铸造的，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其间历经沧桑，至清代移置觉生寺，即今北京大钟寺内。它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达到最高水平的标志，是中华钟文化的代表。

凡是听过永乐大钟钟声的人，无不惊叹它的雄浑有力，深深佩服古代工匠的智慧。永乐大钟被誉为“钟王”，是明代留给后人最神奇的古钟，堪称梵钟的奇迹。大钟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具有“纪念性”的特征，二是具有中外文明互鉴的特征。

首先，大钟具备鲜明的纪念意义。被世人赋予“钟王”美誉的永乐大钟有着辉煌的历史。六百余年前，它融入了明朝永乐迁都与鼎建北京的宏大历史场景，是明代中国重大历史时刻的见证。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北京宫殿营建竣工，永乐皇帝诏告天下，“仿古制，徇舆情，立两京”，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御新殿接受朝贺。北京再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

鼎建北京的同时，永乐皇帝下旨铸造大钟，将其御制经文以及“十二惟愿”铸在了永乐大钟上。明朝从南京迁都北京，永乐大钟由此成为昭示大一统理念的象征，也承载着北京定为京师的时代意涵。此钟通体铸有汉、梵铭文，结尾部分特别铸有“敬愿大明永一统”“惟愿国泰民安乐”等铭文，明确表达了永乐帝迁都北京、设立两京的南北大一统观念，是其大一统国家治理纲领的直观体现。

大一统格局是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主要特征。北京成为国都，南京作为陪都，是在新形势与新基础上的南北大一统，是明朝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决策，也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传承与调整，标志着中华文明独特的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得到了充分展现。

永乐大钟有三次搬迁之说：于铸钟厂铸成后先运至汉经厂，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自汉经厂移往万寿寺，清代再迁至觉生寺。万寿寺有“京西小故宫”之称，明万历六年（1578年）建成，明神宗下令将京城汉经厂的汉经移贮此处；汉经厂修缮完工后，经卷迁回原址，但承办汉传佛教法事、为皇家祝厘的职能，在万寿寺保留了下来。因此，大钟移至万寿寺是合乎情理的。

其次，大钟具有中外文明互鉴的特征。文明互鉴是人类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与文明互鉴相伴随的。

大钟的内外两面铸有汉字和梵文书写的经文。新近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课题组完成了其汉字、梵文和其他铭文符号的分类、计数、甄别，发现了大钟夹缝处隐藏的梵文，统计出永乐大钟现存铭文总数。其中永乐帝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就有十余万字，是原经文的前二十卷，内容主要是诸佛、菩萨、历代高僧的名号。

钟，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夏商时期，钟便已出现，至周代，钟乐更是成为宫廷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钟入佛门以后，梵钟随之诞生。“梵”是古印度语音译，表示清净离尘。中国梵钟的造型吸取了印度铜铃和华夏古乐钟的元素，其中北方梵钟特有的波曲钟口，是本土化的创新创造。梵钟是中国佛教重要的法器、乐器，永乐大钟既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梵钟的典型风格，也是中国梵钟发展的集大成之作。

六百年钟声悠远绵长，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文化根脉。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编纂的《永乐大钟》，系统整理、完整辑录全部钟铭，全面向学界呈现永乐大钟的文字与文化价值，补全学界相关研究的空白，功莫大焉。

（作者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