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红军在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损失惨重，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5月底，在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及因长征而中断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经一路辗转，6月底，陈云到达上海。在上海期间，陈云以其参与决策、亲见亲闻的长征经历，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7月底，陈云接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宋庆龄的安排帮助下，陈云等人于8月底到达莫斯科。10月，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在此次报告的基础上，陈云修订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随军西行见闻录》首刊于在巴黎出版的以抗日救亡为宣传主题的《全民月刊》上并连续登载。此后，《随军西行见闻录》传到国内，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1937年）、《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1938年）等不同版本在国统区出版且广为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军西行见闻录》反映了红军不惧艰险、纪律严明、满怀信心的精神面貌

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化名“廉臣”，以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随军医生的口吻，记载了红军1934年10月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至1935年6月到达四川，历时8个月、行程1.2万里的长征经历，详细记录了长征途中一系列军事战役以及红军的爱民举动等，反映了红军不惧艰险、纪律严明、满怀信心的精神面貌。

军事战役是《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内容主线。在“竹木丛生”“泥水极深”的艰苦环境中，红军冲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一系列军事战役，文中描述得非常详细。例如，对四渡赤水的战术描写：“原定计划本拟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赤军之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川黔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赤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扼阻。而赤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赤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

此外，《随军西行见闻录》还介绍了红军的群众工作、组织纪律、民族政策、俘虏政策等内容。

《随军西行见闻录》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描摹，加深了读者对长征中红军领袖正面形象的认知

《随军西行见闻录》对红军领袖进行了较大篇幅的记述，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而且，他们并非“廉臣”原以为的“凶暴异常”的那样。“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随军西行见闻录》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描摹——毛泽东日常的书生形象、朱德工作的忘我状态，加深了读者对长征中红军领袖正面形象的认知。

《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到一段在行军途中遇行乞老妇的经历，体现了红军领袖对群众百姓的关爱。“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

《随军西行见闻录》还描述了红军领袖与士兵同甘苦的日常生活，“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赤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文中还描述了毛泽东提杖上山、朱德看望伤病员的情形，毛泽东“正手提竹杖步行上山，两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恐系路滑跌于污泥中所致”；朱德“曾亲至总卫生部之病房，慰问伤病兵，与参加乌江战役之赤军受伤兵士谈话半小时”，并且还慰问了被俘的敌军伤兵，“当时有乌江战役中侯之担部之伤兵二名为总卫生部收容而为其医治者，朱德亦略与其谈话，嘱他们安心静养”。

《随军西行见闻录》所反映的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坚定的信仰和磅礴的力量

在《随军西行见闻录》的最后，陈云分析总结了红军“坚固与有战斗力”的原因：一是兵心团结，“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二是民众的帮助，例如“赤军入川，沿途经过不知几许困难，但赤军有居民为助，故并未饿饭，而且沿途民众之加入赤军者有几万”；三是红军领袖的才能，“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

文末，通过这位在国共军队工作过的军医“廉臣”之口，提出了对局势的认识，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陈云假托“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写作手法，便于以第三者的立场，规避重要军事机密、客观叙述长征见闻，也能够更加吸引读者。在国民党实施严密舆论封锁、国际社会乃至共产国际对红军认知存在严重偏差的情况下，《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海外及国统区宣传了红军和长征的真相，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大肆宣扬的所谓红军“逃窜”“溃不成军”等不实言论。《随军西行见闻录》纪实性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宣传红军、宣传长征、宣传抗日的重要文献，其所反映的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坚定的信仰和磅礴的力量。

（作者为民革中央团结报社专题部主编、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