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除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还有一座深埋地下的“长城”。它就是前门地区庞大的早期人防工程，老百姓习惯称它为“北京地下城”。

它凝聚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下，无数市民用铁锹和箩筐，历时十年，亲手挖掘出这座四通八达的地下城。

它更是名副其实的“地下长城”。在那个剑拔弩张的年代，它以防御的姿态，作为战略性力量，防备着核战争的阴云。

8月1日，经过十余天的闭馆改造，北京地下城重新向公众敞开大门。从西兴隆街步入全新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人们触摸的不仅是一段全民备战的历史，也会恍然发觉：曾经的“防空洞”，早已嵌入日常生活，以另一种无处不在的方式，继续守护着这座城市。

上世纪70年代，经过长达十年的持续建设，最终在北京城的深处，铸成了一座砖石与汗水浇筑的地下长城。当国际局势渐趋缓和，一个现实的问题浮现出来：这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深埋地下的庞大空间，能否拥有新的使命？

1978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筹备情况汇报时，明确提出：“人防工事要平战结合，平战结合才能靠得住。”所谓“平战结合”，就是人防工程战时能用、平时也能用，已经建成的工程能用的都要用起来。

这一方针，为地下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

1980年10月13日，美国合众社驻北京记者雷蒙德·威尔金森发回报道，题为《欣欣向荣的中国地下城》。他这样描述亲眼所见：

最近几个月，住宿紧张的首都把58个防空洞改作旅馆，为旅客增添了六千张床位。

这不是美国的希尔顿饭店，但游客每人每晚要支付一美元的房钱就能享有一张铁床（一个房间六张床位），自来水，厕所（西方式的或亚洲式的）和暖气。这些设备在北京许多地上旅馆里也不是都有的。

几家地下餐馆已经开业，有的食堂专为地面上的工厂做饭。数英里长的地道出租给商店当仓库。宽敞的会议室改作电影院和剧场，每天晚上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

雷蒙德捕捉到的，正是北京人防工程转向“平战结合”的关键时期。

前门西打磨厂街62号，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面上，挂出了“北京地下城”的匾额。

从那扇门进去，沿着二十多级台阶下行，便能进入前门地区庞大的防空洞网络。弯弯曲曲的通道铺上了红地毯，最终将游客引至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也就是今天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主体展厅。

这条充满神秘感与历史感的游览路线当时专供外宾，在国际上小有名气。时任工艺美术服务部经理王俊亮回忆：“好多外宾拿着本国的旅游手册，自己找过来。”这里售卖的文房四宝、丝绸、瓷器、玉器，还有同仁堂的安宫牛黄、牛黄清心、乌鸡白凤，甚至风湿膏，都相当受欢迎。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涉外旅游景点的北京地下城，不仅为国家创下许多外汇，还解决了不少返城青年的就业。事实上，那个年代防空洞改建而成的地下旅馆、地下餐厅等，都肩负着安置知青的重任。

1979年，焦淑琴结束插队生活，回到阔别11载的北京城，暂时住在西城。与很多返城知青一样，工作没有着落，未来一片茫然，她急得天天往知青安置办公室跑。可巧，知青办的地下，就是街道当年的备战指挥部。街道正筹划着将这片地下空间，改造为一所旅馆。

既然要开旅馆，首先得挖出一条从地下直通大街的独立通道。于是，无处可去的焦淑琴高高兴兴地当起了临时工。绑钢筋、推水泥、和沙灰，她和工友们什么都干。土建干完，紧接着刷墙围子、支铁架床、缝被子、铺床褥……从寒冬忙活到初春，一个地下旅馆的轮廓，在这群待业青年的双手下，一点点清晰了起来。

1980年4月30日，旅馆试营业。踏实肯干的焦淑琴如愿以偿，留在旅馆成了一名服务员。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里一干就是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开业第一天的情景，她至今记得清楚：“根本没有打广告一说，门口的灯箱一亮，客人就涌进来了。”客房天天爆满，有时客人太多，实在没地儿安排，还得帮人介绍到别处去。这家由街道投资6万元、安置了20多名待业青年的地下旅馆，短短两年便收回全部成本，开始盈利。

焦淑琴上班的旅馆开业时，在西城区尚属头一份。到了1983年，防空洞改旅馆已算不上新鲜事。据《北京日报》当年4月21日的一篇报道，全市地下旅馆床位已发展到13931张，相当于地上社会旅馆的七成多。

旅馆之外，防空洞的用途越来越多样。西单的洞天西餐厅，味道可媲美著名的“老莫”（莫斯科餐厅）；月坛公园地下的人防工程，改成了天外天小商品市场，年交易额直接冲到5亿元；地坛公园地下建了环形滑冰场，每日吸引上千名时髦青年；1981年，天坛东门的崇文影剧院开张，2500平方米的地下影厅，成了大人小孩儿夏日观影的最爱。至于仓库、油库、粮库、蘑菇种植、服装加工等就更寻常了。

据说，原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老人参观“地下城”的生产、生活设施后，曾感慨挥毫，写下八个大字：“人间仙境，地下天堂。”称“天堂”或许有点过誉，但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地下，确是生机勃勃，别有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