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的家中，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书的地方。从玄关到客厅，从书房到阳台，家中3万余册书籍构筑了一个属于他的“藏书王国”。

近日，当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探访张帆的书房时，这位以元史研究闻名的历史学家，回忆起多年前赶赴琉璃厂淘书经历时笑道，为了淘到好书，离书店还有两百米，自己的心就开始狂跳。那一刻，他满眼光亮，满怀感慨，他的真诚、谦逊和质朴，与满室书香产生奇妙共振。

书房里的“强迫症”

张帆的书房，可能是记者见过的最令人惊叹的私人藏书空间。不仅藏书量可观，而且每一格书架都严丝合缝，大开本的书籍与小开本的书籍分区明确，成套的书也按顺序依次排列。整整齐齐排列着的，不仅仅是书，更是一位学者试图用秩序对抗时间、用知识对抗遗忘的全部努力。

张帆说：“我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书一定要放整齐，坚决避免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后来，他上大学时书没地儿放，空间一点儿不能浪费，上面有点缝就横着插几本。张帆笑称这是“强迫症”，而且他还有另一种“反浪费强迫症”，“什么也不扔，稍微过期的东西也能吃，像很多老人一样，连塑料袋都存着。”

在追求物理空间的极致秩序的同时，张帆对旧书的深深眷恋在家中得以充分呈现。他家中的客厅、书房，以及两个小房间都摆满了各种充满年代感的书籍，这些书以历史类、文学类、哲学类等为主，分类、分区极其讲究。历史类、哲学类书籍主要分布在客厅和书房，“经史子集”以及民族史、思想史等书籍尽显学术名家的收藏雅趣。一整面墙的外国文学作品则安身在一个小房间，独成一道风景，记录着少年时期张帆曾经深藏不露的作家梦。还有一个小房间，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专著的世界，那些成套的书籍积攒下岁月时光，很多市面上已难得一见。

即便在阳台和玄关，张帆也为他热爱的书籍进行了专业分类。玄关的贴墙书柜放置科技史和艺术史方面的书籍，阳台的书架则摆放着多种辞书。

书里藏着年代故事

在张帆家里，每一本书都有来路，每一套书都藏着年代的故事。他买书的历史，几乎就是他半辈子的人生缩影。

张帆的众多藏书中，资历最老的当属杨伯峻译注的《孟子译注》。那是1980年左右，他喜获当地数学竞赛优胜奖，学校奖励几十块钱，于是买下这套书。书在学校的橱窗里展示了好几天，一个少年的荣耀，被一本泛黄的旧书封存。“当时还没决定学文，也读不太懂，但觉得这样的书应该有，将来一定要通读。”紧挨着《孟子译注》的是《论语译注》，那是张帆上大学以后的收获。“有了《孟子译注》，就一定会买下《论语译注》。”他收藏成套书的萌芽在彼时就已破壳而出了。

早在大学阶段，张帆就踏上了收藏“二十四史”的征程。那套40册的《宋史》，是他大四时从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旁边的高等教育书店打折买来的，42块钱一套，21块钱拿下，张帆满怀喜悦将一大捆书绑在自行车后座，它一路掉，他一路扶，从五道口一路折腾回北大。但这套书并没有安身之地，只得委屈地在床底下躺了多年，直到张帆博士毕业，他才解开捆绑在书上的绳子，让它重见天日。张帆说，“二十四史”在博士毕业前后就已陆续收齐，只是多年后，在他的藏书世界中，变得不算起眼了。

张帆的恋旧绝非仅指专业书籍，他拿出泛黄的多个《红楼梦》版本，满眼是藏不住的热爱。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紧紧排列在一起，它们就像是家族成员一样亲密。书架上还有成套的《红楼梦研究集刊》，尤其是第十四本，只有2000多册印量，是张帆早年从旧书摊上千辛万苦淘来的。“我这点儿收藏，红学家肯定看不上。”张帆笑着说。

张帆喜欢用书构筑足不出户的壮游。他算是真正的宅男，很多时候宁肯待在家里翻书，也不愿意走出家门。“在室外，温度又适宜，又没有蚊虫，又不刮风，又不下雨——这样的时间并不多。”但他翻出了一整套各省的《风物志》，从北京、天津到云南、西藏，全买齐了。“这是上个世纪买的，那时候出门少，也没钱，还没时间。看了书，就相当于我游遍了全国各地。”

张帆家中的书架上，除了密布的各种书籍外，也有一些摆件，最显眼的则是他和夫人的几张合影。张帆回忆，大约十多年前，网上有人拍卖上个世纪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全套68本）中的53本，起拍价100元。张帆和夫人商量，夫人说，“买吧，就100块钱。”但张帆心里暗想，这哪儿是一本100元，而是53本，一共5300元（其余15本，后来逐渐配齐）。直到这些书全部运到家的时候，张帆夫人并未责怪。她只是和张帆约法三章，哪里都能放书，但卧室不行。那是这个“藏书王国”里，唯一的一道红线。

“高级社恐”的学者

很难想象，这位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教授，会用“社恐”来形容自己。

“我从小就是那种见人不打招呼的，走在路上看到叔叔阿姨，一缩脖子就溜过去了。”张帆15岁时以内蒙古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这段经历并未给他带来光环。“当年的北大鄙视高分的人，觉得你什么也不会，就会背。”大学期间，他甚至不敢参加讨论课，怕被点名发言。他说，即便到今天，他也是“高级社恐”，只是将之深藏于内心罢了。

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帆才乐于将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到藏书生活中。他甚至穿越百年，找到了和自己心意相通的人——清代学者李慈铭。“他用一个字来概括人生中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事，最喜欢的是‘书’，最不喜欢的是‘事’。”张帆说，他也是如此，他一直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张帆更因为内向的性格，无形中影响了他对历史研究道路的选择。那是上世纪80年代，面对竞争激烈的热门断代史，他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报考元史。“那个专业没人报名，只要过了线就能上。”从此，他走进了那个史料稀缺、研究难度极大的领域。

“搞元史研究的人，全世界大概不到两百个。”张帆伸出两根手指。但在这个狭小的学术圈里，他的“社恐”反而成了专注的助力——面对故纸堆里那些几百年前的灵魂，他艰苦跋涉，几十年从未放弃。或许今天的年轻学者已无法理解，张帆当年博士论文的书写、修改、誊抄，总共三轮下来，足足写了50多万字。而为了找线索、查资料，他常年大海捞针地翻书，但常常会一无所获。最近二十多年，有了电子文献检索，张帆“感觉更多的是帮助”。但AI来了之后，他也感觉到了变化，“它是要抢你饭碗的，它基本上自己就全做了。”

张帆说这话的时候，表情认真，“历史学者都有危机感”。于是，在接近60岁的时候，他开始了新的尝试——做系列讲座，讲元朝人物。不讲大家熟悉的成吉思汗、马可·波罗，而是挑那些不为人知的人，通过他们的人生，让普通人近距离地看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元朝人物其实跟别的朝代的人也差不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境。”

“我自己写的书，沧海一粟都谈不上。”但这一次，张帆在努力跳出学术写作的圈子，试着写让更多大众能读进去的书。书稿已经出来了，但他并不满意，“还有很多地方没讲清楚，还要继续改。”

离书店200米心就狂跳

张帆从不把热爱挂在嘴边，但是在谈到书的时候他却多次用到类似“激动坏了”这样的字眼。

午后的阳光强烈，张帆站在夫人精心打理的小院里，怀想起多年前的狂热和激情，“年轻时候去琉璃厂，离着还有两百米，心就开始狂跳，一想到能看见那么多书，就激动。”他回忆起在1995年，为北大新生成功上了一堂“课”：这是他的同事、历史学家罗新的主意，他希望张帆给同学们“表演”买书。当天，张帆和同学们在琉璃厂古籍书市汇合后，很快大显本色，他疾速穿梭在一个个书摊前，这个书摊买一批，那个书摊又买一批，最后又是背又是提，带着填满书的大小书包、口袋离开。这场景着实让新生们惊了：从来没见过人这样买书。

张帆对于书籍的狂热，源自他曾经的“饥饿”。他说自己小时候不缺吃的，但是缺书，满眼看到的书不是残缺不全，就是破旧不堪，儿时对书的饥渴终于在多年后爆发，每当手碰到书的瞬间，他觉得自己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