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茶花女》，总会想起中国近代翻译西方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林纾。林纾不懂外文，却凭借与王寿昌、魏易等精通外语者合作，以口述笔译的方式，翻译近200部欧美小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笔凄婉，打开国人接触西方文学的窗口。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为近代国人推开一扇眺望西方文学的窗口，开风气之先的翻译巨匠，却在晚年对清廷极度眷恋，因而颇受争议。

谒陵自诩“沧海孤臣”

那是113年前的冬天，时为1913年11月16日，光绪皇帝的陵墓（崇陵）终于竣工，年过花甲的林纾（字琴南，号畏庐）闻讯启程，前往祭拜。时值大雪弥天，冰冻三尺，林老夫子刚至宫门，遥望数十丈外的祭殿，情不自禁，匍匐陵下，哀声大呼：“呜呼！沧海孤臣犯雪来叩先皇陵殿！”

三叩九拜之后，他伏地失声大哭。这一哭，惊动了仍占着紫禁城的逊清小朝廷，遂以宣统皇帝溥仪之名，赐予林纾“四季平安”春条一幅，以表抚慰。忽然得赐“御书”，颇感荣宠的林老夫子，忙不迭叩谢天恩，旋即精心绘制了一幅《谒陵图》，又作《谒陵图记》，称颂光绪与隆裕皇后。那题写于图卷之上的跋文，有这样一番诚惶诚恐、苦心孤诣的表述：“图付吾子孙，永永宝之。俾知其祖父身虽未仕，而其恋念故主之情，有如此者。”

“身虽未仕”说明了林纾的处境。林纾出生于1852年，他在31岁就中了举人，但此后20年，先后7次千里迢迢自闽乡赶赴京城参加会试，却均遭落第。后来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大获成功，才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条路。

此次雪中谒陵及绘制《谒陵图》的经历，于林纾个人而言，自是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另一方面，林纾昔日的绘画功底因之得以展现，这似乎又促成了他晚年谋生方式的某种转变。林老夫子不再单纯地依赖译书挣取稿酬，还开始替人画画贴补家用。这可能也是有的研究者认为他在1913年后的译著，水平不高、错讹增多、缺乏活力的又一重要原因。毕竟，一个心灰意懒的花甲老人，还要兼顾绘售画作，还在艰难谋生，是不可能再为那个时代的文坛去增添活力了。

不难发现，林纾为了推销自己的画作与艺术事业，还得借重自己曾经的文坛影响力，时不时在一些文学刊物上，做一系列售画的广告。从八尺到二尺的画幅，从斗方到折扇的规格，皆一一标明售价。观此广告，不禁令人心生揣想，此时的林纾，绘售画作的收入，恐怕已是其译著稿费之外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了。广告文本之末，林老夫子还自嘲似的附上一首打油诗：“亲旧孤孀待哺多，山人无计奈他何？不增画润分何润，坐听饥寒作甚么！”

在诗中，林纾以“山人”自况，再一次重新定位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以“山人”这一隐逸世外的社会形象，界定出了其人主动寻求“边缘化”人设的某种人生姿态。这一次，老翁想专事绘画、安心卖画，不再只是售卖“林译”小说了。

不识外文却译著颇丰

在绘画之余，晚年林纾的译著工作仍在继续，只是译著的内容更倾向于神怪与侦探类型的小说，与当时国内读者的口味偏好及流行趋势可谓是亦步亦趋，保持着较为可观的市场占有率。

虽然林纾还是执意保留了译著的文言文格式，始终不愿意与白话文的“通俗”为伍，可原著内容如何，究竟有无其前期译著时所看重的所谓“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等，已经不再探究甄别，一旦有口译者合作，他统统照单全收。上百部外文小说，在这个终生不识洋文、毕生不写白话文的老翁笔下，一股脑给“转译”了出来——所谓“林译”小说，是一本接着一本，流水线式地接续出版。而所有这些，于业已步入暮年的林氏来说，无非只是干着一桩计件工资的活计，以此谋求生存、养家糊口而已。

自1913年始，林纾几乎每年都会极为郑重、颇为尽力地去办一件事情，那就是虽终生未入仕途，却仍旧怀着一颗“沧海孤臣”之心，去拜谒光绪皇帝的陵墓。时至1922年的清明节，已过古稀之年的林纾，拖着孱弱老病之躯，第11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谒光绪皇帝的陵墓。

这一年秋天，逊帝溥仪新婚大典，林纾再一次施展绘画才华，精心绘制四镜屏晋献。溥仪感念其赤诚忠贞之情，特书“贞不绝俗”匾额赠予。林纾感激涕零，为之作《御书记》云：“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

看来，在1924年寿终之前两年，林老夫子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既是“孤臣”，亦曾“山人”，终至“贞不绝俗”的大清帝国“处士”。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年，林纾与陈家麟合译了西班牙小说《魔侠传》，即那本今译为《唐吉诃德》的名著。在林老夫子的心里，是不是把自己也想象为唐吉诃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