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春秋》到《史记》《汉书》，再到历代正史，中国历史书写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阅读《汉书》，不能仅仅停留于了解西汉历史，更应当透过它去理解中华文明何以连续不断、传承不已。

著名史学家陈其泰教授最近撰著的《〈汉书〉十二讲》从班固家世与修史背景论起，缕述《汉书》对《史记》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进而深研武帝时代、边疆治理等重大命题，抉发十志的卓越成就，层层推进，气象宏阔。这是深度剖析《汉书》成就与文化精神的一部力作，为当代人重读这部史学经典带来了诸多宝贵启示。

班固创立的断代正史格局，是中华五千年历史记载绵延不绝的关键所在

自《史记》问世以来，后世续作层出不穷，褚少孙、刘向、班彪等学者接续补记武帝之后史事。然而，所有续作均依附《史记》通史框架，大多零散残缺、湮没不传，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系统的史学叙事体系。

班固独具气魄，创立了著史的新格局。他“断汉为史”，提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使史学从司马迁的巨大身影笼罩下走出来，实现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关键性突破。在陈先生看来，《汉书》建立断代为史的格局，成功解决了历史编纂上的难题，保证了历史记载长期连续的实现，是一项兼具继承性与开创性的重大史学革新。它在体例上承袭了《史记》纪传体的成熟框架，但在体系上实现了根本性创新，以单一王朝的兴衰周期为书写单元，完整记录一朝的典章制度、人物风貌、治乱得失与兴衰脉络。这种著史模式契合了中国古代社会王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更能定格一个时代的历史面貌。

立足中华文明传承的宏阔视野，陈先生进一步指出，班固创立的断代正史格局，是中华五千年历史记载绵延不绝的关键所在。二十四史以断代史为主干，各部史书彼此勾连、前后承接，每一部既能独立呈现一代全貌，又与前后朝代史书相贯通，在朝代兴替之间延续文明整体脉络。王朝可以更替，而历史记忆从不断裂，这种“国灭史存”的制度安排，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的重要支撑。后世东亚各国官修正史均效仿班氏体例，足见《汉书》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从总结历史盛衰看班固对司马迁优良传统的弘扬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著史宗旨，重在梳理历史兴衰内在规律。班固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贯通西汉二百余年的盛衰历程，总结治乱根源。陈先生选取藩国势力演变、汉武帝功过评判和《元后传》设立深意为切入点，层层递进剖析班固的叙事逻辑，清晰展现了其洞察历史大势的卓越史识。

对西汉朝廷与藩国势力斗争的主要阶段，班固的概括既从总体上看到藩国必乱的发展趋势，又能有分寸地反映出特定时期封国的积极作用，揭示了维护大一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陈先生阐释了其独到价值：班固对西汉藩国盛衰演变的总结，补足了《史记》叙事未竟之处，为后世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完善集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继承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班固对汉武帝一朝既高度肯定其旷世功业，也毫不避讳地批判其导致的社会民生弊病。陈先生由此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学术创见，指出班固此种辩证审视历史的撰史理念，同样体现在对西汉后期史事的编排当中。班固一分为二的评价，跳出单一褒贬，呈现盛世背后的复杂矛盾，真正秉持了司马迁不避锋芒、据事直书的良史精神。此外，班固特设《元后传》以记载元后一生的经历，是借元后一生行事来概述西汉后期因外戚势力膨胀而迅速衰亡的历史趋势，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危机的集中写照。正是凭借深刻的历史观察和极具创造性的编纂体例，《元后传》得以成为后代史家叙述和评论西汉后期政治史的基本依据。这种以人物统摄时代、以个案概括历史的编纂方式，使《汉书》超越了事件罗列，进入了历史解释的层面。

为何说“《汉书》的精华在十志”

历代史家素有“《汉书》的精华在十志”的定评。《史记》设立八书，专记典制，班固在此基础上增删改易，新创《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形成了更为系统的典制记述体系。陈先生以专题深度考释的方式，抉发此三篇开创性的价值，论证其泽被中国史学两千年。

《刑法志》开创中国法制史之先河，是后世正史刑法志的范本。《地理志》奠定中国沿革地理学根基，将疆域经营、区域治理与国家统一联系起来，使空间秩序成为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文志》被誉为目录学开山之作，将先秦至西汉文献分为六大类，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若无《艺文志》，大量先秦典籍或将彻底湮没。

陈先生凭借多年治史功力，提出了推进既有认知的创新性论断。他指出，班固编纂十志的开创性贡献，在于明确指出学术的起源与治理国家、维系社会的公共职能紧密相关。十志将历史视野延伸至法制、地理、经济、天文、水利、学术文化等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立体呈现出大一统王朝的制度体系和治理全貌。十志所体现的，是一种关于国家的整体认识。国家不仅依靠政治权力维系，也依靠礼制、法律、经济、文化以及知识体系共同支撑。历史由此成为文明系统的完整运行记录，而不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行事录。这正是《汉书》超越前代、无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为当代学人走进《汉书》打开了一条切实的通道

西汉一代是儒学地位逐步上升、居于独尊的时期，儒学内部不同学派、学说互相驳难，各派力量此消彼长。《汉书》对这些重要的学术领域、主要人物的贡献和演进关键节点都有具体记载，为后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实和学术思想记录，成为千百年来研究汉代学术变迁的基本依据。

陈先生以贯通式的学术视野，着重分析了班固如何展现儒学演进跌宕起伏的图景。《汉书》的叙事上下贯串、脉络清晰，从汉武帝尊儒政策的提出，到河间献王搜集保存先秦古籍，再经由伏生、孔安国传承《尚书》今古文经，终至汉哀帝时期刘歆代表古文经学派向今文经学派提出驳难。班固以严谨史笔完整记载这一系列重大学术事件，呈现了西汉一代经学传承、学派更迭、思想变革的发展历程。

清代学者赵翼曾论述“《汉书》多载有用之文”，这一论断亦得到陈先生的深度论证与拓展。《汉书》以经世致用为取材标准，留存大量兼具学术价值与政务功用的文献。班固将《天人三策》《治安策》《论贵粟疏》等关乎国本、洞悉时弊的时代宏论采入甚多，使得董仲舒、贾谊、晁错、贡禹等人的治国主张、为民请命的言论依托史书得以传世。在陈先生看来，班固兼顾学术传承与经世致用的著史理念，让《汉书》兼具史料真实性、学术系统性和思想深刻性，使其沉淀为承载治国智慧、民本思想与学术精神的中华元典，蕴藏着绵延千年的深邃民族智慧。

一部史学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在每一个时代被重新打开。《汉书》确立了一种文明自我书写的范式，断代为史而前后相续，王朝更替而记忆不断。陈先生穷数十年之功，在经典阐释日益窄化语境中坚持以平实之笔沟通古今，将其来龙去脉与史学智慧一一抉出，为当代学人重新走进这部经典打开了一条切实的通道。经典的每一次激活，都需要这种沉潜的力量。而《汉书》之所以值得一再重读，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分量。读懂《汉书》，就是读懂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读懂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史学根脉，更是读懂中国人坚守道义、守正笃行的精神底色。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