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的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浓云低垂，山风裹着湿意，像要下雨的样子。北京日报长征采访小组来到独树镇烈士陵园，这里松柏静立，满院肃穆。

陵园中央，一座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直插天际。纪念碑碑身以步枪刺刀为造型，寓“血战”之意，碑高25.34米——“25”对应红二十五军部队番号，“34”铭记1934年的烽火岁月。

这里安葬着400多位烈士，其中红二十五军烈士有107位。独树镇烈士陵园讲解员白万通介绍，为了纪念他们，陵园特意把离公路最近的三排墓碑留给红二十五军的烈士，“当年这些战士的愿望，就是越过这道公路，进入伏牛山区。”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十天后，在独树镇七里岗，他们遭遇了长征途中最为险恶的一仗。当日13时，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行至方城独树镇七里岗，准备由这里跨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区。早已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国民党军4000余人，突然发起猛烈攻击。

那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初冬午后。红军战士衣不蔽体，草鞋陷在烂泥里，手指冻得拉不开枪栓，一时陷入被动。敌军趁机猛攻，从两翼包围上来。

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冲到阵地最前面，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话音未落，他挥刀冲入敌阵。副军长徐海东率后卫团疾速赶到，直插敌军。血战至天黑，红二十五军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趁着雨雪夜暗，从叶县保安寨附近越过许南公路，胜利挺进伏牛山东麓。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回顾长征壮阔历程时提及多场重要战役，“鏖战独树镇”便是其中之一。

这一仗，百余名红军指战员牺牲，两百余人重伤。他们大多还没来得及留下姓名，许多还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在这片沉默的碑林里，77岁的李付均曾连续多年为英烈的碑文“描红”。

从2000年到2007年，李付均每年都从二十多里外的家里骑自行车赶到七里岗，为纪念碑碑文“描红”，连续描三天。

为啥要描三天？李付均说，给碑文“描红”是个精细活。“你这个漆，它外头一多，突突就下来了。每次只能蘸一点点，只能描这一道。所以非常慢。”他向我们演示着“描红”的动作。

李付均介绍，碑文刻在弧形凹槽里，漆多了会淌，少了又盖不住石色。他只能用小毛笔蘸一点点油漆，一笔一画地填。一个字往往要反复上漆三四次才能饱满均匀。当时的碑座低，有些字需要跪着甚至趴下才能够得着。《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纪念碑碑记》400多字描下来，需要整整三天。

李付均早上从家里骑车出发，9点多到七里岗，描到下午4点才收工。中午舍不得停，他揣着干馍，就着凉水啃上两口，又接着蹲回去。

当初为啥要给纪念碑“描红”？李付均说，小时候听村里长辈讲，鏖战独树镇战斗结束后，27具红军遗体被国民党士兵扒光了衣服，光溜溜地躺在河边。

“人家的父母要是知道他的孩子死在这里了，你说他心里是啥滋味？心疼不心疼？”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痛，让李付均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这段历史记录好，更要传承下去。

李付均还记得最初来“描红”时的场景，这里只有一座纪念碑，旁边没房子没树，孤身一人，“我不害怕，因为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光想着咱做的是正义的事情。”

2007年，方城县民政局对纪念碑进行了重新修缮，碑文改用更耐久的材料。李付均不必再去“描红”，就成了陵园的义务讲解员。他还把自家种的14棵绣球树，挪了10棵栽在陵园里。春天花开的时节，像烈士的笑脸。

“现在的墓碑上，红星因为高温暴晒有的褪色了。”李付均表示，“等夏天过了没这么热的时候，我打算把陵园里墓碑上的红星都描一遍。”

这几年里，他一分钱报酬没要。民政局领导过意不去，要给他补贴，也被他婉拒：“先烈们为了新中国，把生命都留在这里，我做的事微不足道。”

记者去的当天，李付均手里攥着一块干抹布，正顺着烈士墓碑的弧形凹槽细细擦拭。抹布扫过，积尘簌簌落下。不远处，一排英烈的青灰墓碑前，齐整整地躺着糖块。不知是谁，悄悄将这份甜留在这里，以此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