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到了元大都商业的繁荣与富足，描绘丝织业与工商业的空前发达，让西方读者对于这座闻名世界的“汗八里”充满了想象与梦幻色彩。北京在元代被人们称之为“元大都”，城市宏伟而壮丽，“因四面环绕城墙，每面各为八英里。”元大都的城址就位于现在的北京市区，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北京城市人口众多，地理位置优越，被称之为“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城周六十里，十一门，美善之极”，不断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到此求学、经商、居住与生活，他们或曾是北京城市的建设者，或是新迁入北京地区的守护者，不断开启着一段段“北漂生活”的美好故事。

元有民谚，“大都出，西山兀”，至元元年（126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汗，并派刘秉忠到燕京相地，决定放弃原金中都城，并在其东北郊以原金代离宫（大宁宫）琼华岛为中心，兴建新都，忽必烈对这位来自河北邢台的臣子非常信任，“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而在《元史》中，也对于刘秉忠受命修建大都有着详细记载，“(至元)四年（1267年），又命刘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1272年），(秉忠)奏建国号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宫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丁未，元大都的建设宣告正式破土动工。至元八年（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1272年，定新都名为大都，而在之后1276年—1293年的数十年漫长岁月里，随着元大都皇城与宫城建设的完工，外城与通惠河工程的相继竣工，不仅皇亲国戚、官吏士子、文武百官等等入驻新都，更让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迁入元大都，使得这座“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元大都”不仅仅是元王朝的都城，更成为当时世界商业与金融的中心。

元大都的建造与修缮持续数十年，其中聚集凝结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工匠的智慧与汗水，为营建大都宫殿和城池，大量征调、迁徙各族工匠和移民至大都，其中便包括来自中亚、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打破了辽金以来的城市格局，使元大都展现出“四海一家”的包容气象。在元大都城中有一条南起丽正门，北至钟鼓楼的中轴线贯穿全城，默默见证着数百年的岁月兴替，至今仍然影响着北京城市的核心格局，而根据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资料显示，除了刘秉忠以太保领中书省而全面负责大都兴造以外，具体负责指挥修建工程的有张柔、张弘略父子，行工部尚书段桢（段天祐），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等，大食人也黑迭儿负责宫殿的设计与建造，元代著名科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负责水系建设等等，这都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为元大都城市建设做出的贡献。

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大都“城方六十里，门十一座”，“户一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而《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述，“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由此可见，元大都城内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有学者统计元大都人口约有百万之数，首先便有从金中都故城迁入的居民，至元二十二年的诏书显示，“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地过八亩或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从至元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有大约四十至五十万居民自金中都故城迁入大都，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也在不断进入元大都，这里便包括蒙古军、汉军、阿速军、钦察军的随军家属，南宋灭亡后的皇室成员和来自南方工匠、太学学生、宗教人士乃至乐师等等，都成为了生活在元大都内的居民。

“京师亿万鼓腹舍哺，凿会通之河，而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百廛悬旌，万货别区，匪但迩至，亦自远输。氀毼、貂豽之温，珠瑁、香犀之奇，锦纨、罗之美，椒桂、砂芷之储，瑰绣耀于优坊，金璧饬于酒垆。” 元人李洧孙在《大都赋》中详尽描绘了元大都城内的商贾云集，不仅商品繁多，来自川陕吴楚地区的商户也纷纷来到大都进行商业经营活动，现如今的积水潭一带甚至出现了“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之盛况，元代也不断修建漕运码头，将江南的财富粮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大都，使得元大都的居民构成更加丰富多元化。

元大都城市的繁华，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来到大都的四方来客，元代有着外交规定，“凡诸国朝贡使客，虽是经由行省，必须到都（指大都），于会同馆安下。除已令本馆将已起见在使客，询问本国国主姓名、土地广狭、城邑名号、至都里路、风俗衣服、贡献物件、珍禽异兽，具报本部，移关贵监，以备标录。其使客形状、衣冠令唐文质就往本馆摹写外，关请照验。”

元朝灭亡后，朱元璋建立明朝，始定都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洪武元年8月（1368年），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下了元大都，取“北方太平”之意，将元朝的“大都路”改名为“北平府”，“大都城”也改名“北平”。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登基并改次年为“永乐”元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将明朝都城从南京迁往北平（改称北京），而这场规模庞大的迁都前期经过了近二十年的精心准备，随后又经过了洪熙、宣德两朝的不断权衡，直至 1441 年明英宗朱祁镇确立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的两京制，这才结束了绵延70余年的定都之争，而这场声势浩大的迁都也给北京城带来了全国各地更多的人才工匠，优化了北京城内居民的结构组成，为北京城的商业活动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鲜血液。

《明太宗实录》卷十六记载，礼部尚书李至刚等提出，“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障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 朱棣登基之后，通过不断提高北平的政治地位，作为升北京为全国正式首都的前奏：改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行部，设尚书、侍郎及礼、户、吏、兵、刑、工六曹郎中等职，取消北平布政使司，将其原辖府州县改属北京行部。在军事上，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在文化上，增设北京国子监，在民生方面，采取赈灾放粮、免税移民等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北京迅速成为仅次于南京的重要城市。

自永乐四年（1406年）起，朱棣下令迁都北京，并于转年五月，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等齐聚北京，在全国各地采伐珍贵木料，烧造各色砖瓦以供城市建设，大规模的北京城修建工程自此拉开序幕，内城、皇城与紫禁城等等浩繁工程的修建一直延续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才完工，历时十三年之久。

为了恢复和发展北京地区的经济人口，从山西、江浙移民充实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劳动力成为明初的重要举措，而这种大规模系统性地向北京地区移民，也被不断记载于历史文献之中，使得北京地区的耕种情况大有改观，而迁入北京的新居民也获得了免除差役等等政策优惠，比如，《大明会典》卷十九中便记载，“（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而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中也有记述，“成祖亦徙太原、平阳、泽、潞、辽、沁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以实北平。用闲民耕旷土，固善政也。然明祖又尝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于中都，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省及应天十八府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于京师，谓之富户。成祖因之，亦徙直隶、浙江名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又徙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日久贫乏逃亡，辄选其本籍殷户补之。”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朱棣颁布迁都诏，认为选定北京为京师是“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并在《北京宫殿告成诏》中写道，“爰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景贶骈臻”，并决定于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迁都北京。北京正式建都之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吸引了大量南方及各地商贾、手工业者进京淘金，他们多聚集在前门外、草厂胡同、大栅栏等商业繁华区，从事餐饮、服务、手工业等工作；每逢各地举子进京参加会试，落第者往往滞留北京，等待下一次会试或寻找其他出路……这让无数来到北京城的居民们感受着北京城市的商业繁华，也体会着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让北京不断地成为一代代“北漂客”心中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