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发现了西方世界》:跟着中国士大夫去旅行
北京日报 | 作者 周雪凝

2026-09-10 09:38 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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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现了西方世界》雷威安 著 陈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这是一部汇集中国士大夫古雅文体与异域见闻的著作。书中,士大夫旅行笔记隽永雅致的辞藻,与法国汉学家雷威安作为异国观察者的点评错落交织,既留存下珍贵的历史遗痕,也显现着世界大同的和美精神。

面对“食难下咽、一嗅即吐”的异国饮馔,面对“瞬息千里,捷于奔马”的欧洲火轮,一批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远赴重洋、考察欧洲的中国士大夫,每至一处,便详加观察,领略风俗异同,体验器用技巧,逐日登记,据实成书。编选者雷威安翻阅研读这一时期中国旅行者的日记,终汇编成《是谁发现了西方世界》一书。

跨越四十年的“看世界”征途

全书时间跨度自1866年始,至1906年终。1866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编者为何将这一年作为全书的时间起点?雷威安在书中评述:除去1731年、1733年清代使团曾出使圣彼得堡之外,真正启程奔赴“泰西”的中国考察使团,便始于1866年。“泰西”是明清汉语里对欧美诸国的称谓,意指遥远的西方世界。

1866年使团首席代表名为斌椿,是晚清政府派赴欧洲考察的第一批官员之一,著有《乘槎笔记》。“乘槎”是古典文学典故,源自浮海直抵天界的神话,篇名可谓雅驯。使团另有三位同文馆学生、两名外籍海关译员、数名仆从以及斌椿之子随行。在三位同文馆学生中,英文馆的张德彝表现突出。他敏于记述,一生八次出国,日记被整理为《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直至《八述奇》,为后人探析晚清士大夫旅欧见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那么,1906年前后又发生了什么呢?雷威安写道:“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士大夫成为濒临灭绝的存在。”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也于1905年出版,彰显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四处游历、寻找治国良方的毅力与决心。康有为直言:“吾国人今日之不自立,乃忘己而媚外也。故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这正是他遍历各国之后,满怀焦灼发出的大声疾呼。

域外见闻与深刻反思

作为前史溯源放在此书开篇评述的,是1820年船员谢清高的口述实录《海录》。这部作品问世之后,便受到士大夫群体的关注。雷威安评价,这是第一份“亲历者”的记录,也是此后近半个世纪中,同类题材里仅见的刊行著作。书中留下诸多鲜活的异域见闻:“其国出入多用火船”“取铁钉四枚,即换猪一头”。

自这部口述实录始,雷威安在书中以详略得当的笔法,系统梳理评述了晚清士人域外游历典籍以及刊介西方事物的杂志,涵盖袁祖志《出洋须知》《涉洋管见》、斌椿《乘槎笔记》、志刚《初使泰西记》、张德彝自《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的完整游记系列、王韬《瀛壖杂志》、曾纪泽《曾纪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及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等。可谓佳文荟萃、蔚为大观。

在中西器用与科技的差异方面,晚清外交官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有着深刻而超前的思辨。他一语道破洋务学习的核心弊病:“习机器而不习算法,犹之能食而不能种也。”相较于同期游历者,志刚格外关注西方军械与工业原理,也被雷威安评价为第一位对西方武器装备表现出浓厚研究兴趣的中国外交官。而李鸿章幕僚薛福成,则被视作晚清最后一代极具开拓视野的外交先驱。1890年至1894年,他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写下《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在器械强盛与战争残酷的对照中,道出近代知识分子对科技、武力与人道的深刻反思。

相较于器物与军政的审视,在风俗雅趣与人文风情的观察维度上,雷威安对王韬着墨尤深。1867年至1870年,王韬远赴欧洲游历,成为近代最早深度亲历西方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雷威安亦精准点出:王韬笔下的欧洲风物人情,多少带有文人视角的理想化色彩。

士大夫心中的世界大同

黄遵宪有诗云:“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号风波民。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无论是“东西南北人”,还是“平生自号风波民”,都显现了在跨越近百年的时间里,那些奔走四海的士大夫,在探访、求索与思辨中破旧立新,以一生行旅与笔墨,书写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卓绝求索之路。以至于雷威安也由衷感慨:后世应当致敬这一代先行者超凡的观察天赋、敏锐洞察力与可贵的理性精神。纵使中西地域相异、时代观念有别,但人类共情共思、求真求索的精神内核始终相通。

四时迭起,万物循生。昔日士大夫踏过的山河故土,早已日新月异、焕然新生。当今世界,人类共处于和而不同、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是谁发现了西方世界》依托百年笔墨与真实见闻娓娓叙史,将一代代士人跨洋开眼、互鉴共生的求索历程铺展开来,清晰照见文明相遇的真正意义。

(作者为中央编译出版社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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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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