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海关公布8月外贸数据，许多西方媒体把关注点放在了“中国贸易顺差连续第四个月突破千亿美元”上。一段时间以来，外界对中国顺差的讨论日渐升温。美国前贸易代表、现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弗罗曼不久前发文称，中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世界终有一天无法承接如此庞大的产能”，进而断言这将导致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

中国外贸存在巨大顺差，的确是事实；一些群体对此感到焦虑，也是真实的。比如中国依托完整产业链形成的竞争优势，让美欧本土产业面临激烈市场较量，相关行业自然生出危机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人担心大量中国商品的出现，会让自身工业化通道变窄。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学界长期讨论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当全球总需求疲软时，大额顺差容易放大市场竞争，催生各国保护主义冲动。

这些关切各有其原因，但板子却不能打到中国身上。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各国储蓄消费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目标。中国多年持续扩大内需、主动扩大进口，一直在积极推进贸易平衡。美欧长期高消费、低储蓄、巨额财政赤字，本身就是全球失衡的重要一端，却在论述中被完全隐去。更何况，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阵痛，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必须面对的考验。

商品能够出口，说明国际市场有人愿意购买。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超过本国消费量，通过贸易满足其他国家需求，正是国际分工存在的基础。中国2025年出口快速增长的领域有集成电路、机械装备、新能源汽车等，这些对应的是全球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带来的真实新需求，不是凭空多出来的产能。它让国际市场的需求方从“买不到”到“用得起”，是实实在在的增量贡献。

真正的问题在于，有人在刻意挑动、利用对中国的“顺差焦虑”，进而将这一经济现象政治化、武器化，与所谓“中国挤压论”“中国冲击论”等画等号。但现实是：2012年至2024年，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纺织机械超过300亿美元，助力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发展成为重要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中国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基建、设备、技术与投资，帮助其完善基础设施、培育本土产业，提供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合作路径。如果中国出口真的在“挤压”其他国家的制造业空间，那么这些事实便无从谈起。

从历史上看，贸易顺差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至今也没有一起全球经济危机被证明是由贸易顺差本身直接触发。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都曾在不同阶段长期保持大规模贸易顺差，其中德国和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一度超过6%。这些顺差国的出现，无一例外是特定时期国际分工格局演变的结果，而非危机的先兆。反倒是那些试图用关税壁垒和贸易限制来“解决”顺差问题的做法，在历史上多次被证明会加剧全球经济的紧张。

实际上，担心“世界难以承接如此大的产能”，问题在于全球总需求持续疲软。而这一情况的根源，则要追溯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近日指出，金融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更低，美国、欧洲、OECD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增长都进入长期疲软，西方传统工业强国普遍面临制造业外流导致的增长乏力、产业空心化和就业结构失衡。换言之，全球需求这块“蛋糕”之所以不够大，不是因为中国多切了一块，而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整个“蛋糕”的制作过程出了问题。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危机的“中国源头论”会从美国一些人口中传出。2008年美国房地产供给出现问题，次级贷款被层层证券化，房价下跌最终引发信用冻结和流动性枯竭，引发了席卷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美国社会对“大国国内失衡向外扩散”高度敏感。一些人就把这套逻辑直接移植到中国制造业，想当然地作出判断，却忽略了两国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模式的根本差异。

归根结底，美媒担心的“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会不会发生，取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能否处理好产业转型、金融风险和需求不足问题，也取决于世界能否排除保护主义逆流带来的干扰，继续保持开放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