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十五五”规划把高水平建设“数智北京”作为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任务。2026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发挥“京通”“京办”“京智”等智慧终端牵引作用，创新开展政务领域大模型示范应用，推进数智赋能城市治理和基层工作。北京拥有密集的高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企业和高层次人才，也拥有超大城市运行中丰富复杂的治理场景。如何让创新资源与治理需求更有效连接，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首都治理效能，正在成为“数智北京”建设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数智治理不是简单给城市增加更多平台和算法。国内外城市比较研究表明，技术工具越来越可复制、可迁移，但技术进入不同城市的组织体系、治理流程和制度环境后，会形成不同的治理路径。同样的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能否真正提升治理效能，取决于它如何被组织、如何嵌入流程、如何受到制度规范。对北京而言，下一阶段数智治理的重点，应从扩大技术供给进一步转向提高科技创新向治理能力的转化效能。

从技术供给转向治理转化，把握数智治理新阶段

数字化建设初期，城市之间的差距更多体现在网络、算力、平台和数据等基础条件上。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加快普及，越来越多城市已经拥有相近的技术工具。决定数智治理水平的因素，也由“有没有技术”逐渐转向“能不能把技术用好”。

对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重庆政府公开文本的比较显示，五城都广泛讨论数据治理、平台建设、算法能力和政府统筹，但治理要素的组合方式并不相同：上海更突出平台整合和流程再造，杭州更多依托城市大脑拓展治理场景，深圳强调多元主体协作，重庆突出任务牵引和层级联动，北京则呈现出创新资源与算法能力、治理平台、流程协同之间联系较为紧密的特征。

这说明，数智治理的核心已经不是技术建设，而是技术与治理体系的结合。数据进入业务流程，才能形成协同能力；算法进入真实场景，才能帮助发现和解决问题；平台与部门权责和运行机制相衔接，才能减少治理成本。技术优势只有经过组织和制度的转化，才能成为稳定的治理优势。

打通创新资源进入治理体系的通道，放大首都资源优势

北京推进数智治理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创新资源高度集聚。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密集分布，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进入城市治理提供了丰富供给。五城比较中，北京政府公开文本里科研机构、算法能力、政务服务平台和运行指挥平台等要素较为突出，并形成“科研机构—算法能力”“科研机构—数字基础设施”“政务服务平台—数据流程协同”等较稳定联结。这一特征提示，北京最值得进一步放大的，不只是“技术多”，而是把创新资源转化为治理能力的潜力。

接诉即办提供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察窗口。12345热线首先是群众反映诉求、政府回应诉求的服务机制，大量诉求数据又能够用于发现共性问题、研判治理趋势和推动主动治理。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进入诉求识别、智能派单、分析研判等环节，技术能力开始嵌入问题发现和协同处置流程。《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科技赋能、数智发展”，推进创新应用和转型升级。这表明，技术赋能的落脚点始终是更好回应群众诉求、更好解决治理问题。

北京还具有一个重要条件：既有高密度创新资源，又有超大规模治理场景。一端是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持续产生的新技术，另一端是交通、养老、医疗、社区治理、风险应急等真实而复杂的城市需求。建设“数智北京”，关键是把这两端更顺畅地连接起来。

这种连接不能主要依靠一次性项目和临时合作，而要形成稳定的制度接口。可以进一步完善治理需求发现机制，把城市运行中的难点堵点转化为问题清单和场景清单，让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更准确地理解政府“需要解决什么”；同时完善技术进入治理流程的通道，让成熟成果能够经过测试、评估和适配后嵌入真实业务。把“场景”真正变成连接创新供给和治理需求的桥梁，有利于形成科技创新与城市治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强化制度适配和系统协同，把技术创新转化为治理效能

技术进入城市治理越深，制度适配的重要性越突出。城市治理不同于一般商业应用。人工智能进入政务服务、辅助决策、城市运行后，往往同时涉及数据使用、部门权责、公共利益和责任承担。技术上“可以做”，并不等于治理中“适合做”；算法表现好，也不等于可以直接替代治理判断。

首先要坚持治理需求牵引。应用新技术首先回答的应是“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哪里还能再用一个新技术”。围绕接诉即办、基层治理、交通运行、养老服务、安全应急等领域，可以持续梳理高频、跨部门、依靠传统方式解决成本较高的问题，再判断是需要流程优化、数据共享还是算法支持。这样既能避免为了智能化而智能化，也有助于把有限资源投向最有治理价值的场景。

其次要建立与新技术相适应的评估规则。对政务人工智能的评价不能只看准确率、响应速度和技术安全，还应看它是否适应现有治理流程，是否改变了原有权责关系，关键结果由谁复核、错误如何纠正、责任由谁承担。尤其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应进一步完善人工复核、过程留痕、纠错反馈等机制，使技术创新始终运行在权责清晰、过程可控的制度框架之内。

再次要让试点成果沉淀为制度能力。数智治理不能停留于“建成一个平台、上线一个应用”。真正的治理效能，要看项目实施之后是否形成了更高效的工作流程、更顺畅的数据协同和更稳定的部门合作。对实践证明有效的应用，要及时把数据接口、业务流程、运行标准和责任边界固化下来；对效果不佳或不适合继续使用的应用，应建立调整和退出机制。通过“应用—评估—反馈—优化”的持续迭代，让一个个技术项目逐渐转化为可积累、可复制、可持续的治理能力。

还要防止技术应用给基层带来新的数字负担。数智治理的目的，是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增加填报、打卡、留痕和多头录入。平台能整合的，不应再要求基层重复报送。技术是否真正赋能基层，应当成为评价数智治理成效的重要尺度。

衡量数智治理水平，不能只看部署了多少新技术，而要看解决了多少真实问题、改善了多少治理流程、形成了多少稳定能力。北京既拥有全国领先的科技创新资源，也拥有超大城市治理的丰富场景。把创新资源与治理需求更有效地连接起来，以需求牵引技术创新，以制度规范技术应用，以流程再造释放技术效能，就能不断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首都治理效能。高水平建设“数智北京”，既要做好科技创新的“加法”，更要做好治理体系的“乘法”。

（作者分别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