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很多人会想到湘江，再熟悉一点的，会说起新圩、脚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可若问到走在最后的那支后卫部队，却少有人能立刻回答。

1934年10月，自长征开始，红三十四师就一直担任“后卫中的后卫”，拼死掩护主力红军西进。鏖战湘江之后，这支英雄的部队成了再也无法抵达彼岸的孤军。向死而生的路上，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团长韩伟弹尽跳崖，近六千红军将士埋骨山野。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评价红三十四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支部队是如何一步步拼到“全军覆没”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历史近乎空白。2002年，“幸存者”韩伟的儿子韩京京，循着父辈的足迹，开始了二十余载的漫漫追寻。

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他在病中向我们讲起了从未谋面的“大爹爹”陈树湘，也讲述了那些同他一道为三十四师奔走的身影。在他们的接力寻找下，沉默七十多年的“绝命后卫师”，终于被世人再次看见。

幸存者的执念

“最多再有一天行程，红三十四师就能渡过湘江了。”采访韩京京那天，聊完湘江战役，已是暮色沉沉，74岁的老人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韩京京自幼在北京长大，退休之后，他年年奔赴湘南桂北的湘江之畔，寻访三十四师的足迹。只是近几年心脏出了毛病，才不得不停下奔波。

他的父亲韩伟，是红三十四师为数不多的幸存者。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这支担任长征后卫的部队在湘江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在韩京京的记忆中，父亲不苟言笑，极少提及战争往事，对湘江血战更是讳莫如深。这份沉默，一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

那是一个春日正午，韩京京下班回家，看见父亲端坐在客厅沙发上，双唇紧闭，眼神中透着从未见过的悲痛和哀伤。他心头一紧，忙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告诉他：上午来了两位编撰红军长征史料的同志，请父亲撰写一篇回忆红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经历的文章。这个在旁人看来并不过分的请求，却让年届八十的韩伟两顿饭食不下咽。

韩伟是湖北黄陂人，一生征途写满传奇。16岁，投身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8岁，加入共青团，秘密奔走于安源与长沙之间，为毛泽东、蒋先云、李立三、刘少奇等传递信件；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叶挺独立团北伐；21岁，参加秋收起义，后来在进军井冈山的途中，亲眼见证三湾改编，毛泽东当时还送给他一个笔记本，亲笔在扉页上写道“坚持就是胜利”；23岁，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途中，韩伟担任前委机关警卫排长，负责守护毛泽东、朱德等前委领导的安全。

枪林弹雨穿过，他从未退缩。湘江，却成了他一生不敢轻易触碰的伤口。1934年10月，韩伟担任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团长，从江西于都踏上长征路。作为全军后卫，红三十四师一路“拿棍打狗，边走边打”，拼死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西进。鏖战湘江之后，这支英雄的部队几乎尽数殒没，番号就此撤销。

韩京京回忆，父亲花了半年时间，终于口述完成《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一文，其间承受多少煎熬与纠结，他并不知晓。他只记得，收到文章录用通知的那天，恰逢八一建军节，家人欢聚一堂，父亲忽然冒出一句话：“我死了以后把骨灰放到闽西去。”

那时父亲身体尚且硬朗，大家都没放在心上，母亲甚至轻声嗔怪，大过节的不该说这般不吉利的话。没想到，1992年，韩伟在弥留之际再次郑重提出这个要求。

这时，韩京京才意识到，老人并非一时感慨，而是决心已定：牺牲在湘江之畔的红三十四师将士，绝大多数来自闽西。父亲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一定要替他们告慰故土父老。

他告诉记者，闽西这片红土地曾走出了十万红军。新中国成立后，民政部门两次大规模普查烈士名录，最终有名有姓的在册烈士仅两万余人。其余八万余人埋骨何处，无人知晓。而红三十四师的牺牲将士，就沉睡在这茫茫无名者之中。

今天看来或许不可思议，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总有人说，湘江战役是一场败仗，以至于这场血战成了文艺创作的禁区。”韩京京解释说，很长一段岁月里，在公开史料和出版物中，湘江之战几乎是一片空白，而番号已经不存在的红三十四师，更是这片空白中无人问津的角落。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在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红三十四师与湘江战役的历史才第一次大篇幅出现。不过，索尔兹伯里也没能厘清红三十四师最后的突围与牺牲，他只能借助第三者的回忆，侧面叙述这段悲壮往事：“几个小时以后，他们（红八军团）又听到了红三十四师交战的声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红三十四师的声响。”

红三十四师到底是如何拼到近乎“全军覆没”的？2002年退居二线后，韩京京终于有了闲暇时间。带着父亲深藏心底的牵挂，他与夫人张微微循着父辈的足迹，从闽西走到桂北，一路寻访、搜集、梳理、考证。二十余载漫漫追寻，这位“红三十四师的儿子”成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历史专家，他一点点看清了湘江血战的悲壮全貌，也终于读懂了父亲萦绕半生的心结。

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1934年12月1日凌晨，湘江西岸，脚山铺，一个不眠之夜。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所有指战员一样，熬红了眼。这天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天，也是聂荣臻回忆中“生死存亡在此一战”的时刻。

担任前锋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已经在湘江西岸奋力阻击了三天。然而，抬着“坛坛罐罐”的中央纵队，仍未完全过江。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向来打先锋“攻无不克”的红一军团，战斗力消耗到了极限。11月30日深夜，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联合署名，给中革军委发了一封前所未有的“请求”电报：“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2月1日凌晨一时半，军委的电报到了。两个小时后，另一封由周恩来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名义签发的“万万火急”指令，传达到全军：“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两个小时内，军委连发两道急电，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12月1日，当湘江渡口挤满汹涌的人潮时，两岸的阻击阵地遭到了敌人最猛烈的攻击。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非常多、红军牺牲非常大的一场血战。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12月1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方圆20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我军指战员奋不顾身，与敌人展开了悲壮惨烈的白刃战。”

战斗至中午，红一军团指挥所竟险些遭到袭击。敌军见从正面难以突破，便迂回到红一军团一师、二师结合部的浓密树林间，突破防线，直扑指挥所。聂荣臻后来回忆，当时他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参谋长左权还在吃饭。警卫员突然报告“敌人上来了”，聂荣臻忙问：“你没有看错吧？”冲出去一看，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这是多年没有的事！”幸好他们都身经百战，临危不乱，一边指挥反击，一边命令撤收电台，紧急转移，这才避免了损失。

这天午后，红八军团的将士们终于赶到了湘江东岸。莫文骅当时是红八军团宣传部部长，在离渡口约四十里的小街上，他看到马路上丢着一堆堆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封未动，有的被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散了满地，有的正在烧毁。这是前面的部队为了减轻负重，不得不丢弃的。

得知中央纵队已到了湘江西岸，莫文骅猜测，红八军团大约是最后的队伍了。两百多里急行军，战士们一直不曾合眼，但眼下也只能向前急进。

下午，红八军团总算赶到了凤凰嘴渡口。时任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袁光，在回忆录里记述了抢渡湘江的惊险：100多米宽的江面，浮桥早已炸毁，“大家跟着跳下水，江水虽只深及腰，但寒冷刺骨。敌机不停地扫射、投弹，江水激起一簇簇浪花。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被湍急的江水卷走……走到江心，可恶的敌机再次俯冲过来，又扫射，又投弹，江面上水柱冲天而起。挑收发报机的同志应声倒下……只见一个同志冲过去紧追了几步，把收发报机捞起来扛在自己的肩上……”

这天下午5时，包括红八军团在内的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终于被红军冲破。

湘江以西，是莽莽苍苍的越城岭山脉，也是“五岭逶迤腾细浪”中所说的“五岭”之一，当地人称之为“老山界”。1934年12月4日，短暂休整后的红军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开始翻越这座天堑，向西疾进。

老山界是长征途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难走的山”，脚下的路艰难万分，但追兵暂时被甩在了身后。翻过老山界不久，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调整行军路线，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终于开始了。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从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获得多数同志的认同，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新的生命”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韩京京告诉记者：“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长征胜利，反败为胜的转折点无疑是遵义会议。但遵义会议召开的起因，恰恰是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所遭受的惨重损失。这正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起点。”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参加遵义会议前，他见到了正患感冒的毛泽东，如实汇报了红五军团几个月的艰难处境。当他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毛泽东说：“那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

第二天，李卓然在会上直言：“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摊，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十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会议上发言的一线指战员不止李卓然，他后来回忆，“我们的发言，实际上是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批判。”

前线将士们用生命换来的教训，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而红三十四师，正是这场惨烈代价中最悲壮的一支部队。

尔后为全军后卫

1934年11月26日（一说27日），湖南道县蒋家岭村，红五军团指挥部气氛凝重。

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等紧急召见红三十四师干部，口述了一道沉甸甸的命令：“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

熟悉军史的人，必定知晓“全军后卫”四个字的分量。对于任何一支部队而言，一旦接到“后卫”的命令，就意味着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

自长征出发时起，红五军团就担起了后卫使命，一路掩护主力西进。那时红军中流传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而走在红五军团最后的红三十四师，更是“后卫中的后卫”。韩伟晚年这样回忆长征初期的行军：“‘追剿’之敌紧紧地咬住我们的屁股。我们常常是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夜间行军，白天打仗，每天夜里走走停停，有时一夜只走十几里路。可是天一亮，吃饱睡足了的敌人顺着大路又撵了上来。于是，我们左边打，右边也打……”

“后卫阻击战没有固定阵地，只能在运动中层层防御。”韩京京向记者解释，“打退敌人后得迅速收拢，紧跟主力转移，再抢占新的阵地构筑工事；如果前面的部队走不动，后卫就得在原地继续阻击。”

对于湘江战役中的红三十四师而言，还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尾随在后、紧咬不放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精锐——周浑元麾下四个师。此人早在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时，就吃过红军的亏，一直耿耿于怀。并且，不同于桂军、湘军各自保全实力的“小算盘”，周浑元乃蒋介石嫡系，执行命令从不打折扣。这一次，他带着“报复”之心猛追红军，来势汹汹。

如此重担，之所以交给红三十四师，是因为这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英雄师。1933年春，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闽西四个独立师改编为红十九军。同年六月，该军整编为红三十四师。全师下辖3个团，约六千名将士，几乎清一色的闽西子弟，骁勇善战。从诞生到长征出发，仅一年零七个月，红三十四师经历了大小战斗上百次，在闽赣战场上屡立战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曾誉其为“钢铁之师”。

率领这支“钢铁之师”的师长陈树湘，更是一位从血与火中走出的老革命。韩京京告诉记者，陈树湘1905年出生在长沙县福临镇的一户佃农家里，比父亲韩伟大一岁。两人的缘分，始于秋收起义。后来，从三湾改编到井冈山斗争，从转战赣南闽西到建立中央苏区乃至五次反“围剿”斗争，他们始终并肩战斗，是战友，更是兄弟。

说来也巧，韩伟年少时曾为毛泽东送信，而陈树湘走上革命道路，同样得益于毛泽东的启蒙。那是1914年，长沙大旱，陈树湘随父亲流落到长沙市小吴门外的瓦屋街，以租地种菜、卖菜、帮厨为生。那时毛泽东就住在不远处的清水塘，因常去清水塘挑水送菜，陈树湘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人生命运由此改变。

两位老战友还留下了一段比武佳话。1932年，陈树湘任福建军区独立第七师师长，韩伟任独立第八师师长，在军区政委谭震林的亲自主持下，两人在“比武大会”中打起了擂台。先比跳高，韩伟胜了一筹；再比跳远，陈树湘远了一脚；然后是百米障碍，韩伟又扳回一局；继续比投弹、刺杀、射击……几轮下来，两人打了个平手，并列第一。

长征前夕，两人曾互相推让红三十四师师长之位。最终，陈树湘出任师长，韩伟担任了一〇〇团团长。

接到“全军后卫”的命令，两位老战友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没有任何推脱。与红三十四师其他指挥员一道，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宣誓：“请军团首长转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

在蒋家岭分别时，反倒是董振堂和刘伯承两位军团首长，紧紧拉着他们的手，依依不舍，一一叮咛。许多年后，韩伟仍记得刘伯承的话：“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掩护全军抢渡湘江的任务，又要作好万一被敌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这副担子很重啊！”

谁也没有想到，一语成谶。那次分离，竟真成了与董军团长的永别。

11月27日（一说28日），接受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开始在湘桂交界的文市、水车一带布防。次日，周浑元的中央军便尾随而至。四个整师压上来，陈树湘毫无惧色，带着战士们血战两天两夜，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韩伟亲眼看到，“一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阵地上空铁火横飞，前沿工事被摧毁，山上的松树烧得只剩下枝干。”

11月30日凌晨，红八军团终于通过湘桂边界的苏江、泡江，抵达水车。30日白天，红三十四师完成掩护任务，按照军委的最新指令，抢渡灌江，前往新圩枫树脚接防。

然而，刚踏上浮桥，桂军的飞机便俯冲下来，炸弹在江面上炸开一道道水柱。顶着轰炸渡江后，红三十四师取道大塘、立洛、洪水箐，向枫树脚急行军，一头扎进了都庞岭深处。

都庞岭与越城岭，同是“五岭逶迤”中的险峰，却被横亘其间的湘江之水，劈开了死与生的界线。灌阳县史志办原主任文东柏告诉记者，在地图上，这条行军路线是一条不算长的直线，可现实中，沿途不仅尽是羊肠小道，峡谷陡壁，而且要翻过1100多米高的观音山。

12月1日，红三十四师接连收到朱德总司令发来的“万万火急”电报，催促他们突围、尽快过江，并要求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最坚决地作战，直至最后一个战斗员止”，同时接受军委的直接指挥。“湘江战役中，朱德与各军团和纵队有大量往来电报，然而，越过军团，向下两级直接给师的指挥电报极少。”韩京京说，由此可见，“军委对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的高度信任和关注。”

可就在这天上午，当红三十四师终于翻过了观音山，远远望去，枫树脚阵地已然易手，桂军主力正沿着山下公路，潮水般向湘江渡口涌去。那条通往湘江的路，被彻底切断了。红三十四师，成了一支再也无法抵达彼岸的孤军。

向死而生的路

1934年12月3日凌晨4时，又一封署名“朱德”的“万万火急”电报来了。

电文似乎已隐隐预见红三十四师的命运：“如于今三日夜经大塘圩从凤凰嘴渡河，由咸水、界首之间能赶到洛江圩，有可能归还主力。如时间上已不可能……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电报最后还说了一句：“具体指示侯你们最后电告。”

然而，朱德再也没有收到红三十四师的回电。这成了军委与红三十四师往来的最后一封电报。此后，这支身陷重围的孤军，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直到十几天后，关于红三十四师的零星消息才开始在报纸上出现。12月18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两则以陈树湘为题的消息，其中一则的标题赫然写道——《陈树湘之首级解省悬挂示众》。

陈树湘是怎样牺牲的？在红三十四师与中央红军完全失联的那些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年后，在父亲韩伟的回忆里，在失散红军与当地村民的口述中，在地方党史部门的研究中，韩京京找到了让他一次次泪目的答案。

东返湘南时，红三十四师爬上了都庞岭深处的宝界山。一〇二团原司务长陆献兑记得，战士们饿着肚子翻山越岭，但“情绪很高，因为他们听说很快就要和主力红军会合”。

那时，作为全军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已断粮多日。一〇二团幸存的原重机枪连连长廖仁和回忆：“前面的部队已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吃完，我们连红薯根都很难找到，只能摘些还没掉落的梨树、枣树、枇杷树、黄皮树、柑橘等果树叶和掉落树下的干、烂果子，胡乱填进嘴里，顾不上苦涩酸甜，嚼烂咽下充饥。”

为了给大伙儿找点吃的，司务长陆献兑想尽了办法。“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一户没人的老乡家猪栏里发现还剩小半桶潲水，我把潲水里的渣渣全部捞了出来，煮开了，给每位团首长都分上一小碗。我看着他们连渣带水吃得干干净净，鼻子酸酸的，忍不住眼泪都流了出来……”

过了宝界山，12月3日下午，红三十四师来到大山南麓的全州县安和镇文塘村。这里距离朱德电令中所说的湘江凤凰嘴渡口，不足20公里。

希望就在眼前，然而，凶残的桂军很快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迅速扑了上来。

说到这里，韩京京的语气骤然沉了下来：“有些人片面地解读历史，说什么白崇禧的桂军有意放红军一马，这是史实吗？不是。”

12月3日，极度疲劳的战士们刚走到文塘村黄陡坡一带，突然枪声大作。桂军前一天就埋伏在附近村庄，专等此刻向蒋介石展示“剿匪”的决心。大炮、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如暴风骤雨般倾泻下来。

全师上下都清楚，只有背水一战，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强渡湘江与主力会合。

韩伟正发着疟疾，浑身无力，听到枪声，腾地从担架上跳下来投入战斗。

重机枪连的制式子弹打完了，只剩下红军兵工厂自己造的再生子弹，射程有限，廖仁和命令战士们把机枪架在树杈上，等敌人走得更近些，从上往下打……

但现实是残酷的。红三十四师拼尽全力，依然伤亡惨重。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师指挥所的电台被炸毁，正在电台旁给军委发报的师政委程翠林倒在了血泊中。代理政治部主任蔡中等，也相继牺牲。

全州县党史研究人员统计过文塘一役的损失：进到全州不足4000人，经过文塘惨烈的突围战之后，突围出去的不到1000人。

12月4日，红三十四师退至新圩附近的罗塘、板桥铺一带，又遭桂军和民团袭击，全师只剩下四五百人。当晚，部队且战且退，再次回到了前几天经过的洪水箐。翻开地图，这支疲劳至极的孤军，绕着宝界山兜了一大圈后，竟又爬上了前几天翻过的观音山。

那天夜里，红三十四师在洪水箐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师团会议。说是“师团会议”，可参加会议的团以上干部，只剩下三个人：师长陈树湘、师代理参谋长王光道和一〇〇团团长韩伟。

强渡湘江已无希望，陈树湘当机立断，作出了最后的决议：“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其实，早在11月26日的蒋家岭，刘伯承和董振堂就曾叮嘱过陈树湘：“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打游击。”如今，那个“万一”成了现实。红三十四师转身向东，朝着与中央红军完全相反的方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那条向死而生的路。

断肠与跳崖

1934年12月5日，洪水箐，红三十四师冲出合围向湘南转移的那一刻，陈树湘和韩伟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执。

陈树湘命令韩伟带主力突围，自己率一〇一团余部做最后的掩护。仗打到这个时候，谁都明白“最后的掩护”意味着什么，韩伟坚决不从：“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这个师就还在！”最终，陈树湘和王光道带领只有三百多人的主力，向东突围，韩伟率一〇〇团留下阻击追敌。

生死战友就此诀别。

此后数日，陈树湘率余部翻山越岭，冲出广西灌阳，进入湖南江永、江华、道县。连日的血战与饥饿，将这支曾经近六千人的“钢铁之师”，消磨得只剩两百人。

牯子江是潇水的一条支流。1934年12月10日，陈树湘率战士们到了雾气腾腾的江边。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他们找来两只木船，又临时扎了两张竹排。不料，渡船行至河心，潜伏在对岸密林中的敌人突然开火。

陈树湘腹部中弹，血涌如注，肠子都露了出来。简单包扎后，他继续指挥部队抢渡，竟生生突破了敌人的堵截。他伤得太重，上岸后，战士们只能从附近庙里找来一个瓷碗，压住伤口，再用绑腿带紧紧绑住，才能不让肠子流出来。

12月的牯子江畔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第二天，仅剩一百四十人的队伍再遭阻击。为保存革命火种，陈树湘决定，自己担当后卫负责掩护，由王光道带领余部突围，“冲出一个算一个！”

12月12日，突围的同志们成功脱险，而留下来掩护的两个班战士几乎全部牺牲。几天后，陈树湘也终因弹尽粮绝，不幸被捕。

道县保安团第一营营长何湘得知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狂，忙命爪牙抬着陈树湘，前往县城邀功请赏。

陈树湘如何肯受这样的折辱？行至道县石马神村时，他趁敌不备，咬紧牙关，把手伸进腹部伤口，生生拽出肠子，断肠而亡。

断肠，本是形容极度精神痛苦的词汇，而29岁的陈树湘，把这个词变成了具象。他用断肠明志，写下了对信仰最后的誓言。

关于他牺牲的具体日期，党史界曾有过不同说法。多年后，经过细致考证，专家们终于形成定论。而让人惊讶的是，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1934年12月18日，陈树湘牺牲的同一天，千里之外的贵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转兵贵州的重大决策。

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但敌人仍不肯放过他。他们割下陈树湘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城小吴门外示众。小吴门，正是少年陈树湘挑水送菜、结识毛泽东的地方。他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回到了自己踏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陈树湘牺牲了，但红三十四师的火种却未熄灭。王光道带领剩下的九十余人，转战湖南道县、永明、江华、宁远一带，在深山里打起了游击。这支小小的队伍翻山越岭，在运动中与敌人周旋，最盛时人员一度发展到三百余人。直至1935年冬，游击队陷入敌军重围，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王光道本人，也在战斗中战死。至此，红三十四师的番号，在红军序列中彻底消失。

这一切的一切，韩伟是在许多年后才得知的。因为他自己同样在鬼门关转了好几圈，历经波折，才重新找到了党的队伍。

掩护陈树湘突围的那一战，韩伟率一百五十多人拼死阻击，打得只剩30多人，不得不分散突围。最后，他与五名战士被敌人逼到灌阳与兴安交界处的轿顶山上。子弹打光了，前面是悬崖，后面是数不清的追兵。没有人愿意当俘虏， 红三十四师最后的壮士们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跳崖的父亲如何劫后余生，韩京京起初完全不知情。作为军人子弟，狼牙山五壮士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故事，但他从未想过，父亲也有过同样的壮举。直到父亲离世后，他整理遗物，看到一封广西党史部门寄来的信件，才第一次知道了那段尘封的真相。

信是兴安县党史办的老主任根据当地村民口述整理而成的谈话记录。“轿顶山的悬崖不像狼牙山那样笔直，它是有坡度的。”当年的跳崖处如今立起了一座纪念碑，韩京京多次前往，“我父亲跳下去后被半山腰的树丛挂住，侥幸活了下来。”

更幸运的是，受伤的韩伟和另两名战友，被附近上山采药的郎中王本森（生）发现了。郎中把他们领回家，藏进自家红薯窖里，悄悄帮他们治伤。

据王本森的家人回忆，韩伟他们在红薯窖里秘密住了9天，躲过了搜山的保安团。等敌人撤走，他们带着老乡炒的几斤糯米，一人一条扁担，扮成挑夫模样，踏上了寻找红军的路。

临行前，他们留下两个皮包、两条手枪，还有20多块银元。其中一个皮包里，有一枚烧了一半的私章，隐约能辨出“韩伟”二字。多年后，正是这枚私章，让这段往事对上了号。

韩伟寻找红军的路更为曲折。他一度找不到组织，生活无着，迫不得已暂时栖身于一支国民党部队中。一天，“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韩伟终于找到了武汉地下党的消息，他试图与组织取得联系，没想到却因叛徒告密，被关进了武汉陆军监狱，判了十年。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经周恩来亲自出面交涉，他才作为政治犯获释，回到了延安。

英名碑与甑子岩

韩伟总说自己是“红三十四师的幸存者”。然而，“幸存”二字的分量，只有他自己知道——像他一样被百姓救下的红军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战友倒在了湘江之畔，连一方墓碑都没留下。

有一件事，韩京京在不同场合讲过许多次。一天，他陪父亲去看望时任民政部部长的程子华。民政部一位主管优抚工作的司长也如约来到，谈话开门见山：韩老，您要求给红三十四师官兵追认烈士，可是按规定，追认烈士必须提供两名团级以上干部的证明材料或证词……话没说完，韩伟猛地拍着桌子站了起来：“三十四师行到最后只剩了我一个团以上干部，我上哪儿去找证明人？！”

是啊，且不说证明人，红三十四师近六千闽西子弟，竟然连一张名单都没有。几近全军覆没，番号已被撤销，就连师长陈树湘的遗骸在何处，曾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湖南道县学者冯正春是最早考证陈树湘墓址的研究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当地老百姓很早就知道，潇水之滨有一大一小两座土丘，是红军墓。但坟里埋的是谁，怎么牺牲的，没有人说得准。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党史部门启动“红军长征过道州”专题研究时，陈树湘这个名字在百姓中还略显陌生。冯正春也是后来借调到史志办，才真正接触到红三十四师那段悲壮的历史。

一旦知道了，便不愿再留下遗憾。他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跑了好几个村子，问了十多位村民，终于在潇水边的鸳鸯村找到了关键线索。村党支部副书记周家祥回忆：“听父亲讲，这里葬的是两具无头遗体，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是警卫员。”另一位本地人周喜竹也记得：“上小学时，每年清明节，老师都要带我们到潇水河边的飞霞山上祭扫红军墓。听老师介绍，这里葬的红军，头被国民党残忍地割了下来。”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道县时，在境内被敌人割下头颅示众的，唯有陈树湘和他的警卫员。冯正春告诉记者，他是被百姓趁黑夜埋在潇水河畔的。

2009年，潇水河边立起了一块小小的石碑——“陈树湘烈士之墓”。后来，韩京京找到了这里。站在碑前，他与妻子泣不成声。陈树湘没有后人，甚至连一个侄子、外甥也没有。于是，韩京京夫妻二人为陈树湘重新立碑、塑像，把湖南道县当成了第二故乡，年年从北京赶来，祭拜这位从未谋面的“大爹爹”。

断肠明志的红军师长，有了刻着自己名字的安息之所。可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子弟的英名，依然无人知晓。韩京京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点什么。

他原本想寻找他们的名字，然而，仅凭一己之力，太难了。实在没有办法，湘江战役75周年的日子，他用自己的积蓄，在广西灌阳烈士陵园为红三十四师立起了一块碑。碑上没有刻任何人的名字，只在基座上刻下了这样两句话：“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永垂不朽。”

韩京京立下无字碑的那一年，一位福建人也在为同一件事寝食难安。2009年，时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锦贵出差时，瞻仰了湘江两岸的多处红色地标。在灌阳烈士陵园，他看一块块英名碑按烈士籍贯排列着，湖南、江西、广西……密密麻麻的名字刻满了石面，可来回找了几遍，竟没有一个福建籍的：那支绝命后卫师，难道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吗？

回到福建，他立即给省民政厅写信。这年冬天，福建省民政厅、党史办，闽西的龙岩市、三明市，广西相关部门，还有韩京京，共同投入了寻找烈士姓名的漫长工程。

这是一项近乎“考古”的工作，挨家挨户查访，翻阅族谱，询问老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千多位牺牲在湘江战役中的闽西红军烈士姓名，被一个一个找了回来。尽管，其中的很多连小名都算不上：赖老石头、马二二、戴七子、李四古佬……

2011年，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在他们牺牲的广西落成。而在灌阳县烈士陵园，1040名福建籍烈士的名字被补刻在了英名碑上。

吕辉第一次看到这些名字，是在2012年。那年他刚到灌阳县民政局任副局长，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修缮保护全县的烈士墓。一天，他在英名碑前驻足良久，越看心里越沉：全县只有89座烈士墓，英名碑上的那么多名字，牺牲后葬在了哪里？

他走遍了红军战斗过的每一个乡镇，询问村里的老人，得到的答案让他彻夜难眠：几乎每一个发生过战斗的地方，都有红军烈士的遗骸——有的被村民悄悄掩埋，有的被雨水冲刷，被黄土掩埋，还有的被敌人扔进了岩洞……将近80年过去，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棵树，但除了老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红军英烈长眠何处。

带着遗憾与责任，吕辉与同事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寻找。听说是找红军遗骸，百姓们纷纷热情提供线索。

2018年底，灌阳深山的溶洞甑子岩，迎来了一支特殊的探险队。甑子岩，洞口直径约五米，垂直深度八十多米，深不见底。当地村民说，很小的时候，父辈就告诉他们，不要到甑子岩放牛，因为国民党把几十个红军活生生扔进了洞里。

为了确认溶洞里是否有红军遗骸，灌阳县请来了重庆洞穴探险队。队员们系着绳索一点点降入洞底，刨开沉积的泥土，三次“探险”后，果真挖到了遗骸。从遗骸的形状大小来看，他们几乎都是少年。“现在看来其实都是些孩子。”探险队队员肖洪说，“牙齿都是白白的、细细的。”

吕辉告诉记者，牺牲在甑子岩的烈士，就来自红三十四师。证据之一是溶洞里发掘的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分钱硬币，“这是广西辖区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枚苏维埃硬币。当时社会上流通双旗币，这种红色苏区的硬币，只能是红军一路带过来的。”

至于确定红三十四师的番号，则是通过研究作战路线图。“湘江战役时，有三支部队在灌阳作战，每支部队在哪个地方战斗过，都有史料、回忆录和当地情形可以佐证。甑子岩这个地方，只有红三十四师去过。”吕辉向记者解释，此处离洪水箐不远，陈树湘与韩伟正是途经这里，一路突围到了洪水箐，而后生死诀别，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甑子岩，只是众多散葬点中的一个。截至2019年，灌阳在全县51个点共打捞出28箱、2600多块红军遗骸。这些在山野之间、溶洞深处散落八十多年的烈士遗骸，如今被集中安葬在酒海井红军纪念园。

从陈树湘的墓碑到湘江之畔的无字碑，从刻满一千多个名字的英名碑，到集中安葬红军遗骸的酒海井红军纪念园，那些曾经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年轻人，终于有了归处。曾经无人知晓的“绝命后卫”，终于被世人再次看见。

参考资料：《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薛春德著《“三湾子弟”韩伟将军》，人民出版社；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编《陈树湘》，解放军出版社；赵晓刚主编《信仰的力量：湘江战役故事集》，广西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