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先生生于1939年，今年87岁的他出版了这本沉甸甸的回忆录。

李先生是难得的跨学科、跨文化学者，融会贯通文学、历史、音乐、电影等多个领域。虽然他是哈佛大学第一位获终身教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授，但他更像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狐狸型学者”，东摸西碰，兴趣广博。

在本书中，他既回望师友，也剖白治学方法，更对二十世纪发出追问。书中他坚称自己“是一个二十世纪人”“对于二十一世纪，我没有期望，只觉得我的二十世纪尚未完结。”这本回忆录，是他的个人史，更是一本二十世纪文化现象备忘录。

大学时期的李欧梵，彼时19岁

1968年在剑桥

世纪的刻度

李欧梵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二十世纪的烙印。“欧梵”出自希腊神话中音乐神俄耳甫斯，是父亲为他译成的中文名。他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庭。这个背景，让他从一开始就沉浸在西洋古典音乐的氛围中，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摆荡。

战争是他最早的记忆。1945年，六岁的李欧梵跟随父母在河南西部逃难，躲避日军的追击，途中感染伤寒险些丧命。一本父亲用铅笔记下的《虎口余生录》，成为他后来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他在书中引用父亲的文字：“在千万死伤流亡的人群里，我的命运，只是大海中的一点泡沫而已。”这种切身的战争创伤，让他对二十世纪的“极端”性质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他后来读霍布斯鲍姆，读托尼·朱特，都在寻找对自己世纪经验的印证。霍布斯鲍姆称二十世纪为“极端的年代”，李欧梵深以为然——那是一个意识形态激烈碰撞、战争与革命此起彼伏的时代。

李欧梵的少年时代，在台湾新竹度过，贫困与疏离感构成了他身份认同的底色。这让他后来能够以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看待跨文化经验——既不盲目崇拜西方，也不简单地回归传统。考中学时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挫败，数学只考了40分，以“备取最后一名”入学。这段经历被他写得细致而自嘲：“我几乎把所有能找到的习题答案都事先背了下来！直到今天我还会梦到回学校去补修数学课。”正是这种坦诚，让这本回忆录区别于常见的“成功者叙事”。

李欧梵笔下关心的不是如何讲述一个完美的故事，而是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那些狼狈、失败和创伤。

1981年，与钱锺书先生在北京

“偶然”与“对位”

“游学”是李欧梵对自身经历的定义。1962年，他揣着两百多美元飞往美国芝加哥，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寒冬里开始了留学生活。刚到芝加哥时买不起冬衣，只能买一件“奇丑无比”的绿色绒毛夹克；学舍“房间小得像个监狱”，餐厅食物又贵又难吃，只好买咖啡壶在房间里偷偷煮意大利通心面。

这些物质上的困境还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选错了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完全不符合他的兴趣。正当李欧梵在芝大遭遇“认同危机”的时候，峰回路转他收到了钱存训先生的推荐信，最终得以转学哈佛，从此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

这个转折被他称为偶然的意外发现，但他并不认为这只是运气。他借用意大利学者艾柯的说法，将其发展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声东击西”：自以为在追求一个目标，却在岔路上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

这种学术上的“声东击西”，源于他广泛的研究兴趣。在书中李欧梵坦承自己是一个“狐狸型”学者，也正是这种跨界的姿态，让他能够在文学、艺术、历史、思想史之间穿行，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他的《上海摩登》将都市文化研究引入中国现代文学，这是受到了欧洲文化史的影响。他在普林斯顿旁听了休斯克教授的《世纪末的维也纳》，从维也纳的文化转型中看到了上海现代性的某种镜像。这些方法的背后，是他自觉的“跨文化”追求，既非全盘西化，也非简单回归传统，而是在碰撞中寻找新的可能性。

这本回忆录的写法，也体现了他的“跨文化”思维。他认为“回忆录的结构可以自由一点，像一部尚未剪接的影片”。在大多数章节中李欧梵都邀请了一位虚拟的提问者，以问答方式向自我质询，他称之为“对位”，这种结构让书中的叙述获得了一种复调感。既有独白也有对话，既有个人记忆也有历史反思。他将自己的这种写作比作一种被重复书写的羊皮纸，每次书写都在旧迹之上叠加新的内容，但早先的字迹依然隐约可见。

李欧梵与夏志清

师友群像与情感回声

学术上的跨度，让李欧梵呈现出了难得一见的人际跨度。这本回忆录的另一动人之处，在于它绘出了一幅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群像图。

他在哈佛师从史华慈、费正清等前辈汉学大师。他写史华慈上课时随口说出拉丁文、德文、法文的抽象名词；写费正清在博士生口试上连问二十多个年代和日期来“整”他，却又宽容地支持他的徐志摩研究计划，给了他两千美元去欧洲游学半年；写夏济安抽烟时“动作潇洒之至”；写E.M.福斯特在剑桥提到徐志摩时眼里的泪光。

除了前辈老师，李欧梵还拥有一个庞大的豪华的令人羡慕的朋友圈。

他与白先勇、王文兴等人创办《现代文学》引入现代主义，与白先勇等人建立起终生友谊。他与张爱玲有过一面之缘。这些片段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学术网络。他在这张网里的位置，既非中心也非边缘，更像一个热心的串联者，把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文化拉到一起。

在回忆篇将近结束的位置，李欧梵回顾了自己的感情史。写了他的两段恋爱经历，写了与聂华苓之女王晓蓝的十年婚姻，当然他着墨最多的还是与李子玉女士的爱情故事。2000年61岁的李欧梵与李子玉结婚，李子玉早年饱受抑郁症之苦，婚后又时常复发。李欧梵刻意锻炼自己的幽默感，常跟她说笑话，变着法子逗她开心。他说“我的前半生追求的是徐志摩式的浪漫激情，而后半生婚姻生活体现的却是夕阳无限好的‘烂漫’心境”。

在整个感情史的回顾中，李欧梵没有刻意回避早年的经历。这种对私人生活的坦诚，让整本书从学术回忆录回到了“人”的层面。他关心的不只是思想如何被创造，还有一个人如何在世纪的动荡中安放自己的感情和尊严。

在这本回忆录中，读者会看到一个跨文化的学者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回应那个世纪。李欧梵不是大师，他更像一个游离者，在不同文化与学科之间游走，保持批判的距离，也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他写道：“任何的历史研究都像是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我们试图回到历史的现场，和当事人见上一面。”他穿越了二十世纪，把那些碎片收集起来，用文字编成了一份坦诚的备忘录，让读者可以与当事人“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