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一直有个说法，说哲学系是‘长寿系’。不是说学了哲学就一定能长寿，而是真正学通了中国哲学的人，心态开阔，不钻牛角尖，不在小事和名利上斤斤计较，自然就能活得通透。”

10月9日，我国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佛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逝世，享年92岁。消息一出，北大哲学系上下陷入沉痛哀悼。

与楼宇烈先生共事多年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在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采访时表示，楼先生一辈子看得开、放得下，真正践行了中国哲学精神。

“楼先生是我走进中国哲学研究的引路人”

李中华于196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至今已在燕园读书、工作六十多年，曾任北大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任“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

“算起来，我比楼先生小十岁，我入学时，他已经是系里的青年教师了。”李中华回忆。那时，李中华十分向往学术研究，曾主动找楼先生请教问题，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楼先生对他说的话：“中华，你要沉下心来多读书。”不仅如此，楼先生还专门指点他重点读那些国学原典，这对李中华启发很大。

1978年，北大恢复研究生招生，李中华决定报名考试，第一时间就去找楼先生征求意见。“他非常支持我考研，还说要是考上了，就可以到中国哲学教研室来工作。那时候他还不是教研室的领导，但在青年教师里已经是公认的学术骨干。他的这句承诺，可以说是指引我走上了后来的学术道路。”

考研的那段时间还有个有意思的小插曲。李中华回忆，当年考试一共三门：中国哲学史、哲学综合和外语。“楼先生跟我说，外语按照我自己当时的水平正常答就行。我听了他的话，几乎没花时间复习外语，最后成绩出来不太满意。我拿着成绩去找他，他非但没批评我，还笑着说我考得不错。其他考生的成绩大多三四十分，我凭着听他指点打下的底子，考了59分——最终通过了考试。”

读研期间，李中华被安排做冯友兰先生的助手，协助他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相关工作。研究生毕业后，他面临一个选择：是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外国哲学教研室，还是伦理学教研室？“楼先生非常明确地建议我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就这样，李中华正式走上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道路，直到今天。

“直到晚年，他都没离开讲台”

北大在讣告中提到，楼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真诚的守护者、倡导者和实践者，秉承“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倾心育英才，深受学生爱戴。

在李中华看来，楼先生的确始终站在面向大众传播传统文化的第一线。“他常年到全国各地讲学，把原本晦涩的传统经典，用通俗又准确的方式讲给普通听众，非常受欢迎。”李中华提到，即便到了晚年，楼先生也始终没有离开讲台，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去外地讲课。“他一辈子都在做两件事：一件是潜心著述，另一件就是面向社会传播中国文化，真正把‘知行合一’落到了实处。”

在教书育人方面，楼宇烈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参与《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李中华回忆：“那时候全国几乎没有现成的适合高校哲学系使用的教材，楼先生作为团队里最核心的青年骨干，承担了主要的执笔和统稿工作。这套教材后来被全国绝大多数高校的文科、哲学系采用，可谓是中国学科建设史上的‘开山之作’。”

李中华还特别提到，楼先生做人极其诚恳，和人谈话的时候永远认真专注，没有半句花言巧语，特别朴实。

“他会唱昆曲、能弹古琴”

在李中华看来，楼宇烈是继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先生之后，北大中国哲学学科承上启下的核心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荀子新注》《王弼集校释》等。

“他的学问视野极其开阔，对儒、释、道都有深入研究。2025年出版的《楼宇烈文集》，系统收录了楼先生在中国哲学、宗教研究和中国传统艺术等领域的重要著述。他是少有的能在这些领域都做出系统性成果的学者。”李中华说。

楼先生始终致力于弘扬昆曲、京剧、古琴、书法、茶道等传统文化，会唱昆曲、能弹古琴。他还特别推崇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认为中医的核心是在人还没生病的时候就调养身心，这和中国哲学里“顺道而行”的智慧是相通的。

李中华说，楼先生留给后辈三样最珍贵的财富：一是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始终对中国文化保有清醒的自信；二是深耕细作的治学态度，从最基础的文献整理做起，不做空疏的文章；三是强调回归实践，把学问从书斋里带到大众的生活里，不做脱离现实的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