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基层治理体系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五年。要基于“十四五”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乘势而上，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锚定主要目标，聚焦重点任务，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动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基层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必须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一是全面实施乡镇（街道）职责事项清单制度，明确基层政府的职责范围，着力解决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问题，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了解实际、解决问题。继续提高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厘清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职责边界，确保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权责一致，坚决杜绝职能交叉、推诿扯皮、不办实事等问题。二是健全村（居）工作事项准入制度，规范外部机构职能、责任进入基层的体制机制，确保村（居）组织有时间、有精力履行核心职责。健全社村（居）工作事项清单，明确哪些事务属于村（居）自主管理，哪些事务需要上级政府统筹协调，减少无谓的行政负担，提高基层治理的灵活性、针对性、实效性。三是努力使基层治理环境的营造更加面向基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必须把凝聚服务群众和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作为巩固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基层治理的成效，既取决于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也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认同。“十五五”时期，要健全利益关系协调和合法权益保障体制机制，改进各类社会群体的服务管理。要鼓励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在机制层面上优化社会治理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大幅提高基层治理的活力和创新力，支持基层治理模式探索和推广。

优化基层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

乡镇（街道)和村（居）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和社会治理职能。“十五五”时期，必须不断优化基层资源的配置机制。一是减轻基层负担。健全基层服务设施和经费保障体制机制，在项目审批、资金使用等方面，增强基层自主决策能力和灵活应对能力。精简会议、文件和检查考核。二是坚持“因地制宜”这一核心原则，坚决避免将宏观政策简单微观化，执行标准“上下一般粗”的倾向。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面对千差万别的社情民意。城市基层小区面临新市民融入、物业升级、停车难、老旧设施改造、拆迁、邻里关系等挑战，而乡村面临乡贤返乡、老龄化、产业带动等议题。如果无视这些差异，机械照搬，用统一模板套用具体场景，不仅会导致政策水土不服，更会让基层干部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甚至滋生形式主义。三是要通过放权赋能，让基层人员有能力实现快速响应群众诉求，精准解决实际问题。必须把“脚”放进“鞋”里，让政策接地气、有温度，实现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的根本转变。四是坚持凝聚新兴力量的重要方向，健全凝聚服务群众的体制机制。千方百计解决新就业群体“组织难、管理难”问题。通过社区“暖心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充电、饮水空间，建设城市有温度的“红色港湾”，解决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使他们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伙伴”，激发他们参与基层治理的活力，实现关爱与共治良性互动。

持续推进数字赋能治理

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数字化转型、法治化改革以及群众参与等手段的现代化是推动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必须把数字化、智能化摆进基层治理的重要议事议程。一是基于网络生态治理着眼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二是加强基层治理的数据资源整合，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跨部门协同治理。通过构建社会风险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提前识别潜在风险，提高基层治理的预见性。加强数字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平台，继续完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等政务服务平台，使群众能够通过线上渠道反映自己的急难愁盼问题，提高基层治理的互动性和透明度。三是推动基层治理的智能化应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社会治理决策。在基层治理中，利用智能算法分析居民需求，优化社区服务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和响应速度。通过对居民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他们的数智水平、维权能力。四是提高领导干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能力水平。基层领导干部需要转变观念，由“潜水旁观”转向“主动发声”，由“单向发布”转向“双向互动”。要熟练使用大数据、信息化、智能化手段，通过政务新媒体、网格微信群、“领导留言板”等平台，制度性开展“网络问政”“网络听证”，精准捕捉社情民意。要养成“网言网语”的沟通能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回应人民关切，实现由“键对键”到心连心。积极探索“互联网+治理”“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民生”等新模式，完善“指尖上的服务”工作方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建立“线上收集—线下解决—线上反馈”的闭环系统，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第一时间发现、调度和处置，以实实在在的办事效率和温度，赢得居民的信任与支持。五是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制机制改革是重中之重。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新就业群体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问题是，传统的社保体系多依附于“单位”和“劳动关系”，难以有效覆盖灵活就业的骑手、网约车司机、主播等群体。发展和完善这一机制，核心在于“破壁”与“适配”：一方面打破户籍限制和劳动关系捆绑，另一方面建立适应新业态特点的职业伤害保障和灵活参保机制。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民生工程。通过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安全网，解除新就业群体的后顾之忧，增强其职业归属感和安全感，促进社会公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定的“底盘”。

更好完善德法共治规范

基层治理体系完善离不开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婚丧嫁娶陋习治理、村民市民公约完善等，它们都是推动社会道德风尚提升、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一是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十五五”时期应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与育儿中心和育儿活动有机结合，为家长提供科学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培养孩子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社区应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放在基础性建设地位，通过家校合作、社区活动等方式，推动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共同营造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二是加强婚丧嫁娶陋习治理，倡导文明社会风尚。婚丧嫁娶等传统习俗涉及基层社会风气和基层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甚至影响基层的生态文明。要加强政策引导和宣传教育，倡导文明节俭的婚丧嫁娶方式。完善婚丧嫁娶活动监管体制机制，防止因陋习引发的社会问题。三是发挥村民市民公约的引导作用。在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进程中，村规民约与市民公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软法”作用，是实现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础性工程。必须充分发挥村民市民公约的引导作用，推动社会成员养成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的习惯，提升基层治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村民市民公约不是挂在墙上的、宣传板上的东西，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东西，必须推动村民市民公约执行落地，落实落细，确保其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要结合数字技术，提高村民市民公约的普及率和执行力，如开发村民市民公约小程序，让居民能够随时查询公约内容，并对违规行为批评监督，提高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互动性。未来，要把街区公园、社区活动中心等办成娱乐活动中心，办成文明实践中心，让基层治理的价值孕育在基层文明实践中。

建强基层风险防控体制机制

基层应急管理是国家整体安全和应急管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的意义既在于应对突发灾害时的“救急”，又在于日常风险的“防范”。基层应急管理的核心是坚持“防患于未然”与“快速响应”并重。一是加强网格化管理，把应急触角延伸至基层社区的方方面面，切实做到风险排查常态化。二是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通过专业培训与实战演练，打造一支专兼结合、具备实战能力的基层救援队伍。三是完善基层应急预案与必要的物资储备，结合基层风险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做到“救早、救小、救初期”。四是把骑手与行人安全问题摆上治理议程。坚持系统治理和生命至上理念，提升城市安全韧性，通过“多部门协同”，打破行政壁垒。骑手与行人安全涉及公安交管、应急管理、人社、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要通过数据共享、联合执法和政策协同，包括优化算法、规范车辆、严管交通违法，从源头上消除监管盲区，形成治理合力。不仅要严查交通违法，更须通过“柔性治理”保障骑手权益，包括职业伤害保障、合理配送时间等，在保障行人路权安全的同时，守护好奔波的骑手，构建安全、有序、温暖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建强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人才队伍

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基层各类服务需求不断提上议程，必须确保基层治理和服务人员配置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治理需求。一是适当增加与基层服务和基层治理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人员编制，通过岗位招募、人员培训、专业资格考试等方式提高基层治理人力资源能力和水平。要既考虑物，又考虑人，努力做到物和人的有机结合。二是健全职业体系、提高基层治理实效。基层治理队伍不仅包括村委社区居委会班子，也包括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及志愿者队伍。建强这支队伍，必须打破人才瓶颈，适应新时代社会工作需要，通过健全职业体系、畅通人才交流和发展渠道、完善薪酬待遇，解决好基层“留人难”等问题。三是把提高专业水平摆在突出位置。提高基层治理人员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培训水平，完善培训教材和培训体系，培养一支既懂基层党建又懂基层治理、既能运用法治思维又善用社会规范和科技手段的“全科型”基层人才队伍。四是弘扬志愿精神，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只有把崇高的志愿精神融入现实的基层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中，才能使志愿服务从“活动化”走向“常态化”，使志愿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形成志愿服务的“人人可为、处处可为”的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塑造现代社会文明中的作用。五是发展和完善新时代社会工作人才培训教材和培训体系。这是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提升专业化水平的源头工程，核心在于“中国特色”与“实战实效”。在教材建设上，要打破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照搬，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案例融入其中。六是构建大培训格局。把社会工作部门干部培训提升到党委统一规划的高度，在制度层面保障培训的系统性与常态化。发挥党校培训的主渠道作用。把基层治理纳入党校培训体系，让社会工作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政治素养培育，也利用党校的优质师资和教学资源，提升其依法治理、矛盾化解等核心履职能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