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创性概念。《习近平文化文选》展现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发展史，越是深入学习，越认识到“第二个结合”的内在必然性。

“第二个结合”具有理论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原子化个体作为资本主义的必要前提，是经由基督教千年教化、特别是新教改革的西方文明独有产物。而中华文化“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是“非资本主义属性”，蕴含朴素社会主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契合性；二是“前资本主义属性”，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互补性。

“第二个结合”更具有历史必然性。

工业革命后，机器化大生产全面替代小生产状态，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普遍分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对立。于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决裂”，其中之一是“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里的“传统的观念”特指资产阶级观念，而非泛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新变化，无产阶级运动变得异常复杂。马克思生前仅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留下了第二、三卷手稿。《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阶级”，马克思仅留下耐人寻味的半纸残篇。他晚年的精力转向人类的古典时代与遥远的东方社会，寄希望于东方革命反过来引爆西欧社会。

列宁填补了马克思的空白。资本主义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必然谋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必将引发发达国家与殖民地的矛盾。列宁创造性地把《共产党宣言》中发达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在东方，民族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时代形式，马克思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深度结合成为历史必然。

如果说列宁论证了革命中心为何从西欧转向东方，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则破解了“历史之谜”：资本主义极其薄弱的古老中国为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答案正是“两个结合”。外有帝国主义压迫，不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许中国与列强平起平坐，这激发出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倒逼出五四运动的反帝旗帜，砥砺出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内有中华文明支撑，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确实不足以支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深厚的文明传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文化土壤与人心根基。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

客观历史进程决定了，“第二个结合”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也必然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火花。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概括和深入阐述“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理论飞跃。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同各国具体实际、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应当具有民族的形式，同时也应具有民族的内容。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真理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这就必然要求以“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同样的道理，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第二个结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