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史专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出版新书《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以下简称《伟大远征》），这是他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撰写的一部全面反映长征历程的通史性著作。

日前，在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王新生说，写这部书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哪天突然有什么重大发现，而是源于30余年的不断积累、不断研究。

俄罗斯解密档案里的新发现

《伟大远征》最大的亮点，在于对俄罗斯解密档案的运用。书中使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资料，对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与陈济棠谈判等重大党史问题，有了新的说法。

王新生回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历时21年出齐21卷，他“翻了好多遍，都翻烂了”。

“翻烂”的结果，是王新生对一些关键史实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判断。如关于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陈济棠的谈判，这部书讲得比同类书更清楚。书中记述，广东军阀陈济棠同蒋介石有矛盾，蔡廷锴率领第十九路军宣布抗日反蒋、发动福建事变时，陈济棠也派代表同红军进行停战谈判。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都认为可以利用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但由于坚持陈济棠部队须退出赣南的条件，同时对陈济棠保持有高度的戒心，谈判没有实际进展。1934年9月，陈济棠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再次要求与中共中央谈判。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利用同陈济棠谈判获得武器装备和取消经济封锁、开展贸易的契机，同时尽量使粤军撤出赣南。但周恩来、朱德根据突围在即紧迫形势，将谈判重心放在了更为务实的“借道”上，派潘汉年、何长工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这对于带着大量辎重的中央红军主力顺利通过战斗力较强的粤军防守或参与防守的三道封锁线，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和牺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新生说。

在主要采用大量档案材料的同时，王新生也阅读了大量回忆录。他认为，作者记录下的体验、感受和细节，为《伟大远征》带来重要参考。王新生提及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向草地进军》，书中讲述了《七根火柴》中的无名烈士原型——郑金煜的事迹：郑金煜一路上贴身藏了几根火柴，始终没有被淋湿，他就用这几根火柴当引火柴，而且，17岁的郑金煜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表现出对信仰的执着。这些感人细节，王新生在书中都予以呈现。

为“二万五千里”，用坏三个计算器

《伟大远征》还有特别值得一提之处：王新生是把“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重新算清楚的人。

2003年，王新生接到一项任务：论证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他找来《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陈伯钧日记》以及萧锋将军的《长征日记》、老红军童小鹏的《军中日记》等，还找来各部队的回忆录和档案。王新生更按不同部队的职能进行分类测算，如中央红军机关、作战部队、侦察部队、后勤部队等。他为了计算各个不同部队的路程，有一天甚至算到了凌晨4点。“那是个夏天，天都快亮了。我记得那些年，光是计算器就按坏了三个。”王新生说。

这还不够，王新生又找有关部门在地图上进行测量，核实基数。最终，王新生得出结论：中央红军机关和直属部队约走了一万八千里，而担负作战、侦察、迂回任务的基层部队走得最远，达到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中走得最远的部队的长征路程，并不是所有人都走了二万五千里。”王新生特别强调道。

在《伟大远征》里，王新生没有把考证过程写进正文，而是把各路红军的里程数据直接写进了前言和每一路红军长征结尾的章节里：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约两万里，红四方面军约一万里，红二十五军近一万里。

把红二十五军“提上来”

和以往的写作不同，结构上的调整，是王新生在这本通史里刻意做的另一件事。

过去写长征，常见的方式是把红二十五军作为一个单独的小专题放在后面讲：先讲中央红军，再讲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再讲红四方面军，最后附带红二十五军。但在《伟大远征》中，王新生把红二十五军提到了前面，和红一方面军作为同一章来写。

王新生说，他的理由在时间线和战略关联里。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去鄂豫皖，要求红二十五军主力进行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出发1个月后，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红二十五军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陕甘红军会师，之后又迎接了中央红军。王新生认为，“红二十五军从离开大别山开始，就和中央红军有密切联系。”

而这个结构也带来一个重新理解周恩来在长征前夕作用的机会。王新生在书中突出了周恩来在几个关键节点上的贡献：派程子华布置红二十五军转移；在中共中央同陈济棠谈判中，从实际出发促成谈判成功；在陈毅负伤后，亲自安排手术并让他留下坚持3年游击战争。王新生认为，“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长征前夕的准备作出了贡献，而过去这些提得较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王新生的长征研究，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

1995年，王新生参与《红军长征史》写作，该书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他说，“由此开始，长征研究便成了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每到长征逢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作为党史工作者、研究者的我，就要义不容辞地拿出重头的成果。 ”

200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王新生作为执行主编编了《红色铁流》《今日长征路》《长征图鉴》，同年发表颇具影响力的两篇论文：一篇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决策，一篇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的考证。他也因此被请进中央电视台，成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的直播嘉宾。

2016年，王新生退休，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他写出《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获评年度“中国好书”。

到了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王新生想做一件事：给自己30多年的研究做一个总结，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征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与天地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伟大远征》由此而来。

谈起长征，谈起长征精神，王新生激情澎湃。多年来，他去过许多长征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去年还重走了泸定桥。“你走走泸定桥，板都铺得很好，边上还围着网，但还是走着晃晃荡荡的，心里不那么踏实。”王新生说，那一瞬间，他更对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们充满了无限敬仰。

“90年前那支队伍不知道最终要走到哪里，只知道跟党走，才能夺取胜利。”王新生在大学做讲座时，有学生问他年轻人该怎么把握长征的内核。他的回答是五个维度：坚定理想信念、胸怀民族大义、不惧艰难险阻、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王新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最后，鼓励年轻人不要怕做苦差事，要敢于做事；不要半途而废，得有点恒心；不要好高骛远，别大事做不来，小事不去做。

关于《伟大远征》

该书打破以往单一视角局限，以全局视野呈现各路红军长征的整体态势与历史走向，让读者清晰把握长征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作用；并以大量史料为根基，将严谨考据融入故事性叙事，对长征前夕的严酷形势、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战略转移目的地多次变动等关键事件的前因后果，抽丝剥茧、讲透讲深。

全书以白描手法勾勒场景、刻画人物，让读者仿佛置身九十多年前的烽火现场，在恢宏叙事中感受那场伟大远征的血与火、信念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