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近日撰文《办气韵生动的副刊》，提出副刊要追求“气韵生动”，守住人文精神园地；面对网络舆论，报纸等主流媒体要有科学、稳定、健康的舆论引导。此文一出反响热烈。副刊不“副”，长久以来，副刊作品以文艺力量鼓舞人、滋养人，孕育出各个时代的经典之作。网络时代，在纷繁的舆论场中，副刊更可拨云见日，发挥价值引领作用。本期广场版推出“大雅副刊”专版，抒写副刊的匠心与情怀，回望创办《京报副刊》的报史佳话，探讨副刊必须坚持真实的报格，回忆了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真诚交往。媒介与时迁移，文脉贵在相传。可以安顿思想、守望心灵的副刊，在时代浪潮里永远无可替代。

插柳不叫春知道

红孩

孩子对春天的记忆，是从柳树发芽开始的。小时候，每年都要植树。小学二年级，正赶上唐山大地震，当作教室的那座大庙塌了，学校只得另辟一块地建校。学校建成已是第二年春天。我们搬桌椅之余，还有一桩要紧任务——植树。那时候，树苗主要是杨树和柳树。柳树苗不多，村里人便教我们插枝：把拇指粗细的柳条截成二三十厘米长，插在向阳的河坡上。不消个把月，柳枝就发芽了。来年，我们便可将长到一米多的柳树苗种在校园道旁。

1997年，我到《中国文化报》担任文学副刊的主编。一次向老作家，也是著名编辑家周明老师约稿时，他不仅细致写下当年促成徐迟写作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经过，还跟我谈了怎样当好文学编辑。周明老师1955年大学毕业就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长期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是圈里闻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对我说，不管是当杂志编辑，还是报纸副刊编辑，眼界要开，思路要活；对作家作品可以有偏好，但不能偏废。同时，做编辑的要坐得住冷板凳，多发现作者，多为作者服务，要甘心给作家做嫁衣裳。如果作家出名了，千万不要到处吹嘘是自己发现了某作家，推出了某作品。我理解周明老师的教诲，在我和陈祖芬、黄宗英、阎纲等作家组稿交往过程中，也常听他们给我讲一些有关周明传奇而又有趣的编辑往事。黄宗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她走上报告文学写作之路，完全是被周明逼出来的。周明所做的，常是“插柳不叫春知道”。

很多人未必知道，其实自己很早就和报纸副刊打过交道。譬如我们在中学读到的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最初就是以连载形式发表在1921年12月4日到1922年2月1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冰心的散文《小橘灯》则发表在1957年1月31日的《中国少年报》副刊。杨朔的《香山红叶》则于1956年秋首发于《北京日报》副刊。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你会发现很多的作家都做过报纸副刊编辑，如沈从文、徐志摩、孙伏园、郁达夫、萧乾、柯灵等。

新中国成立后，也有许多著名作家、理论家当过报纸副刊编辑，如李希凡、袁鹰、孙犁、石英等。其中，孙犁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带出从维熙、刘绍棠、韩映山等作家，成为文坛佳话。2011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创立了“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包括《北京日报》李培禹、《天津日报》宋曙光、《新民晚报》贺小钢等10人获首届奖。我作为评委之一，参加了在天津团泊洼举行的颁奖会。

做报纸编辑的活儿很多，做报纸副刊编辑的活儿更多。一张报纸通常设有诸多新闻版、专刊版、副刊版、广告版，副刊版来稿最多。过去，是纸质的来稿，编辑每天都要从报箱取回几十封稿件，通常是当天就要审读，哪怕晚上加班。如果不看，第二天又会来几十封，几天后，桌子上就没地儿可放了。自然来稿的作者大都是业余作者，但也有个别名家只写编辑部收。这就要考验编辑是否敬业，有没有仔细看稿了。

著名文学评论家肖云儒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日报》文艺部，负责编辑“秦岭”文学副刊。一天，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一篇署名柳青的文章，他当时认为，这个柳青一定是和那个写《创业史》的大作家柳青重名，于是也未核实就大胆删改了。然后，他把打出的小样邮给柳青。过了几天，柳青给肖云儒回信了，对他修改的地方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果有可能，希望肖云儒能到家里面谈。等肖云儒如约到了柳青家，才发现此人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柳青。肖云儒感到有些不安，以为柳青会批评他的轻率肤浅。可是，柳青并没有摆大作家的派头，责怪这个毛头小子，而是非常和蔼地和他唠家常，聊文学与人生。一来二去，他们竟然成了忘年交。

从事副刊编辑二十几年，我的经验是，做编辑的脑子要灵活，更要清醒。你得多读书，多关心时事政治，同时要尽可能知道五花八门的知识，结交三教九流的人。如果你不是杂家，遇到很多非常专业或特别偏门的题材，就很为难。

副刊作品常见的是散文、随笔、诗歌、杂文、小说、报告文学，还有美术（包括漫画）、书法等。诗歌分为格律诗与现代诗，现代诗里，有带韵脚的，也有不带韵脚的。记得有位报纸总编辑跟一位副刊编辑说：你们发的诗我大部分看不懂。一次看不懂，或许是我的问题；如果经常看不懂，恐怕就是你的问题。这位编辑跟我说，他也很痛苦，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发诗。我说，诗不是问题，是每个人对诗都有不同的理解，诗人的表达更是千差万别。编辑问我，那该怎么办呢？我说可以发一些不同风格的，这样就能被不同的人所接受。

现代社会，处在一个充满创新的时代，一切都讲究创意、策划。报纸副刊不同于期刊，它的优势就在于时效性和现场感，你总不能三伏天发一篇北方下雪的文章吧。我们民俗丰富、时令节点多，给编辑留出不少约稿、组版、开专栏的空间。当然，也不能期期都追节点，常备稿件也要储备充足。我的体会是，副刊头条必得是压得住的好稿。过去常有副刊佳作移上头版，引得争相传阅，有洛阳纸贵之势。远的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近来引发热议的，是今年7月《广西日报》头版刊发的人物特写《王的猜想》。

王蒙先生近日讲，要办气韵生动的副刊。这气韵哪里来？就在编辑沉下心，默默识稿、善待每一位写作者，正是那句：插柳不叫春知道。

(作者为作家，曾任《中国文化报》文艺副刊部主任）

待到蔷薇再放时

杨庆春

近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多家报刊，都在探讨如何办好副刊。若由此引起对“副刊不‘副’”的重视，强调副刊要办得“气韵生动”，总归是办好报刊之正途。

三十岁左右，正是我激扬文字的写作青春期，也是我与副刊密切来往的黄金岁月。作为一名杂文作者，我与天南海北的报纸副刊频繁地打了十年交道（1993年至2002年），让我切身地体会到彼时副刊“管却不具体，杂文很兴旺”。我不算一个勤奋的写作者，一年在日报、晚报、时报等各类报纸副刊发表杂文也达四五十篇，每篇总要说点个人心思。不管有没有意思，提点个人意见；不管成熟不成熟，来点自认为恰当的讽刺，一定没有冷嘲的口吻。这些文章有不少上了副刊头条，有的刊发后还收到读者来信赞许。显然，杂文是受欢迎的，至少是受报社认可的，整个副刊才会生机勃勃、蒸蒸日上。于是，就有了我前两年写的一篇“总结陈词”——《报刊上的蔷薇，一度开得红红火火》。“月桂金沙各斗春，蔷薇红透更精神。虽然面似佳人笑，满体锋铓解刺人。”（方回《红蔷薇花》）

前几日，与一位当年做杂文编辑、如今任博导的友人聊天，他东来西往、见多识广，谈了不少深邃见解，让我解颐会心。我们都认为，有公信力的自媒体毕竟只是少数。很多自媒体为博取流量、拼八卦，甚至“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越来越遭人厌恶；但总会有内容为王、公信力满满的媒体应运而生——可以是官媒、融媒，也可以是经受众检验、已有公信力的自媒体。那些较早进入信息化社会的国家，一是传统纸媒生命力依旧旺盛，由此发出舆论的声音和力量依然强劲；一是部分纸媒虽已停刊，但在其原有基础上成立的新媒体仍然提供有公信力的新闻、保持独立表达，葆有传统媒体以真实且独家的内容服务大众的责任与荣光。

真实，是媒体的生命。这一原则永放光辉。表扬与批评，还原与揭露，始终统一在媒体的真实叙事之中。天天吃山珍海味，一是吃不起，二是次数多了必倒胃口。一味地表扬，听不得半点批评，一如只吃山珍海味而不闻半点辣椒味，不用天长日久，渐渐就远离了真实。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不应忘了他写下的名篇《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6卷）。如何做到“真实”，他继而回答道：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人民日报》的杂文专栏“金台随感”每周有作品见刊。《北京日报》副刊杂文也佳作不断，至今仍直接名曰“杂文专版”，一次性地集中推出五六篇杂文随感，是因有老编辑、名编辑、好编辑的精心传承而让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的结果。当年与我联系的编辑杨子就是其中一员，对作者耐心细致，约稿主动，编稿用心。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在我写作杂文的年代每每直截了当地以“杂文”二字标示栏目名称，一律用楷体字排版，突出内容并加框刊出，真正成为风花、风云、风雷皆可议论的“花边文学”。同在上海的《新民晚报》编委刘芳近日在《人民日报》“文思”专栏发表文章《努力打造亲切与成熟的副刊》，论及“成熟贵在有求真的报格——说真话，道实情；不吹牛拍马，不阿谀奉承”，应是不刊之论。要使副刊不“副”，气韵生动，一度红红火火的蔷薇之花，正含有“不吹牛拍马，不阿谀奉承”之品格，必定会再度欣欣向荣地绽放。

（作者曾任空军报社社长、高级编辑）

一纸副刊开新风

邵澄

今年是中国新闻事业开拓者、报业先驱、我的祖父邵飘萍诞辰140周年。走进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30号京报馆旧址，二楼社长办公室右墙上悬挂的京报群星合影，赫然映入眼帘。“副刊之父”孙伏园是《京报副刊》主编；徐凌霄、鲁迅、石评梅等人，则分别主持京报系各类附刊。这些照片背后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924年10月31日，北京报界传出消息，《晨报副刊》刊登该刊主编孙伏园的辞职启事。事情的起因是，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强行撤下孙伏园已经决定采用并发排的鲁迅散文诗《我的失恋》，孙、刘二人爆发激烈冲突，孙伏园愤然辞职。

彼时鲁迅任职教育部佥事，同时在多所学校兼课。因为这件事和自己相关，一次在世界语专门学校授课时，他说：“我打掉了一个人的饭碗。”接着讲了孙伏园从晨报馆辞职的经过。

当时正在这所学校读书的荆有麟和几名同学合编《劳动文艺周刊》，托京报馆代为印刷。祖父邵飘萍见他们经费拮据，便应允免费承印。荆有麟因此想寻机报答祖父，萌生了邀请孙伏园来京报馆创办《京报副刊》的想法，又担心祖父不肯应允。据荆有麟回忆，后来他终于“放大胆子”来到报馆，向邵飘萍说明来意。没想到祖父反应明快，当即应允，并且说：“我想除请孙伏园先生编副刊外，再出七种附刊，每天一种，周而复始。这样就可以提供给一般学术团体，发表他们平素所研究的专门学问。”最后祖父说：“那么，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本报副刊请贵友伏园先生担任编辑。另外，七种周刊，请你也帮助物色一两位编者；我这里也已经和几个团体接洽过，本报还预备出一种图画周刊，七种周刊的安排，大致不会有大问题。”

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祖父1920年9月自日本回国复刊《京报》之后，便对报社做了全面改革，推动报纸发展。但彼时《京报》还沿用创刊初期的格局，只有一份偏重文学戏剧的附刊《小京报》，已经跟不上发展。尽快扩充附刊、拓宽涉猎领域，是祖父一直在筹划的事。他能如此快速地给出答复，足见此事早有盘算、有备而来。

荆有麟与孙伏园同为鲁迅的学生，但不在一处求学，原本并不熟悉，从未谋面。鲁迅特意约二人吃饭，为他们引见，鼓励孙伏园：“非把《京报副刊》办好。”鲁迅还说，会像当年支持《晨报副刊》一样支持《京报副刊》，并催促他们尽快拜访邵飘萍。孙伏园、荆有麟二人再赴京报馆，祖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双方很快就发刊安排、稿酬等事宜达成一致。谈罢，祖父说：“那么，我们就开始筹备吧。下星期出版。”

1924年12月1日至3日，《京报》连续三天在二版显著位置刊登两则本报特白，预告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将于12月5日发刊，同时披露版面调整、七种周刊规划等信息。那段时日，祖父紧锣密鼓地联络学者与社会团体，落实各周刊的编者。他当初规划七种周刊，按周一至周日轮值设想，分别为《戏剧周刊》《民众文艺周刊》《妇女周刊》《儿童周刊》《图画周刊》《文学周刊》《电影周刊》，计划每日一种，随《京报》附送，周而复始，构成一套配套的附刊矩阵。

1924年12月5日，《京报副刊》如期发刊。此后这些周刊随形势不断调整更迭，基本模式不变。1925年4月，祖父邀约鲁迅在《京报》创办《莽原》周刊。恰在此时，承办《图画周刊》的团体变更，无法继续出刊，《莽原》周刊便接替它的位置，成为星期五附送的周刊。鲁迅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多篇作品，最初都刊发在《莽原》周刊上。

新增的附刊内容广博，涵盖文学、艺术、经济、教育、社会科学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等诸多领域，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加上孙伏园、鲁迅、徐凌霄、石评梅等人加入，引来了众多知名学者供稿，一时间《京报》人才汇聚、星光璀璨，日发行量很快增至万份以上。《京报副刊》跻身民国四大副刊之列，孙伏园也当得起“副刊之父”的称誉。

从孙伏园辞职到《京报副刊》创刊，短短不到两个月，《京报》奇迹般地推出多种附刊。这份成绩主要依托社会各界力量，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祖父尽显老练的报业经营能力与出众的社会活动能力；鲁迅的鼎力支持与号召力同样举足轻重。二者携手，堪称中国近代报业史上一段佳话。

1924年12月10日，《京报副刊》头版刊登署名“飘萍”的短论《“七种周刊”在新闻学上之理由》。文中首先阐明报社与学术团体协作的重要意义；对于新增副刊、增设七种周刊的计划能在一两周内陆续落地，众多学者、团体热忱襄助，他写下“鄙人实愧无适当之辞可以表示感谢”这样诚恳的话。文章继而论述周刊在新闻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功用。这篇文字，可以看作祖父推进附刊扩充计划的一份总结。在我看来，时至今日，对报业从业者，尤其是版面管理者，依然颇具参考价值。

今天，传播格局早已因互联网而重塑，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极大丰富，却也更容易困于碎片化、同质化信息流。百年前祖父邵飘萍搭建平台、邀约学人、拓展副刊边界的实践，恰能给当下启示：副刊的核心生命力，在于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有分量的人文内容；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迁，能够安顿思想、接续文脉的副刊，永远拥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作者为邵飘萍之孙）

王蒙与副刊编辑二三事

李培禹

王蒙先生的《办气韵生动的副刊》前不久引起热烈反响，他特别谈到作家、作者与副刊编辑关系的重要。由此，我不禁想起与王蒙老师交往的二三事，也算是他与《北京日报》副刊编辑的情缘吧。

《北京日报》从创刊的第一天——1952年10月1日起，就有了刊登文艺作品的版面，刊登的第一篇作品是臧克家先生的散文《欢迎》。七十多年前向臧老约稿的编辑已追溯不清，但以第一任社长范瑾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报人对办好报纸副刊的高要求和重视度却是鲜明的。

“新闻抓读者，副刊留读者。”相较于时效性新闻，优秀的副刊文学作品，更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比如当年曾轰动文坛的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就是由《北京日报》副刊连载的。那时报社的副刊编辑直接向郭沫若先生约稿，郭老欣然答应，不久便寄来了诗作《骆驼》。

我与王蒙老师相识始于1979年，那时我还在大学读书。当时北京的几家高校学生刊物决定一起去采访作家王蒙。彼时，他刚从新疆伊犁返回北京，居无定所。在王蒙姐姐的帮助下，我一个人先去见了王蒙，定好了采访时间、地点。我翻了当年的笔记本，日期是1979年10月11日的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来的是王小平、黄蓓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来的是徐晓、桂青山，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来的是徐永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来的是我和杨小兵。我们七个大学生加上主人，使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有点拥挤。我们围着王蒙问答不断，笑声时而飞出了窗外。记得王蒙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国家青年的标准，跟肝炎转氨酶指标一样，提高了。我45岁了，还是青年嘛。” 我们不约而同地说：“欢迎您参加我们这一代。” 笑声中，王蒙连声回答：“好，我也是你们这一代的。我是‘青年’啊！”

几年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日报社，常听到文艺部资深编辑赵尊党、李凤祥等前辈提到王蒙。我鼓起勇气把自己写的有关王蒙的两篇小文，分别拿给了两位老师。一篇言论经赵尊党老师修改编辑，很快发表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另一篇有点“独家”，李凤祥老师编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大概意思是王蒙在19岁写出《青春万岁》这部长篇小说之前，已经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作品了。

一贯风趣幽默的王蒙，也曾神情郑重地给我讲过一件往事：说不清从哪年起，一直到1978年，有十几年的时间，他的作品一直发表不出去，对于一个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作家来说，痛苦莫过于此了。但是，他没有绝望，他要写！1964年，王蒙把一篇论文寄给了一家文艺刊物，没有任何音讯。稿子寄丢了？没有，在编辑部。编辑们拿着凝聚着青年作家心血的稿子，在争取着……可是，随着“文革”的到来，这家杂志被迫停刊了。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真是天翻地覆！在边远的新疆伊犁，度着“断线风筝”似的生活的王蒙，哪里还记得起这篇稿子呢！15年过去了。一天，一卷印刷品飞越千里，寄到了王蒙手里。打开一看，竟是十几年前的那篇稿子发表了！王蒙怀着诗人一样的激情说：“只要有人类，美，是永远不会绝灭的！契诃夫写了美的毁灭，我也要写，但我更多地写美的胜利、美的力量！”

众所周知，新时期，王蒙越来越忙，说日理万机一点不为过，但是他从未停下手中的笔。作为地方报纸的副刊编辑，我们轻易不去打扰他。一天，韩美林老师打来电话：“明天全国政协文艺界的不少朋友来我家做客，有大冯、祖芬、铁成、小濮……我准备了礼物，大家抓阄。来吧，好玩儿！”于是，在韩老师家里，我又一次遇到了王蒙。我对他说：“王蒙老师，我们报社的电话变了，我给您留一张新名片吧。” 他接过名片，说：“我没有名片，你记一下：北京市……这个是我的永久通讯地址，你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我。”

这个通讯地址后来真的用上了。2012年，北京日报社迎来60周年社庆，报社要出版一本《北京日报创刊60年文学作品精选集》。王蒙的作品选用哪篇呢？我和编辑说，咱们请他自己选一篇吧。于是我按照他留下的联系方式，致信给他。很快，王蒙老师的回复来了，推荐了自己的散文《国庆的礼花》。书出版后，我们按照他留下的详细地址，寄去了样书。

（作者曾任《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