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南白带山下，云居寺以石经刻藏闻名寰宇。寺内庋藏的万余块木经板，与石经、纸经并誉为“云居三绝”，承载了千年古刹的璀璨文明。其中，木经板以清代雍正、乾隆二帝敕修的《乾隆版大藏经》为主，儒家经典、医学药方等经板为辅，共同绘就了云居寺木经文化的立体画卷。

北京市档案馆推出《雕版上的文明：云居寺藏清代木经板》系列文章，共三期。今天推出第一期：刊刻与规制——《乾隆版大藏经》的诞生。

云居寺现藏的《乾隆版大藏经》（又称《龙藏》），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的内府刻本，为清代官刻汉文大藏经集大成者，属国家一级文物，共1669部、7168卷，雕成经板79036块。经板选用上等梨木，规格约为长75厘米、宽29厘米、厚4厘米，双面镌刻。其字体取法馆阁体，清秀工整；卷首佛像图版线条流畅，庄严生动。整套经板重约400吨，历经近三百载沧桑，基本得以完整保存。据学界考证，目前世界上保存完整且能刷印的汉文木刻大藏经板仅有两部，一部为中国的《乾隆版大藏经》，另一部为韩国伽倻山海印寺的《高丽藏》。

汉文大藏经的刊刻传统

佛教文化自两汉传入中土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加速传播与发展，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隋唐时期，东西僧众往来频繁，译经事业蓬勃发展。隋代灌顶法师《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已有“大藏经十五藏”之语，可见“大藏经”一词至迟于隋代已广为流行。

民国叶恭绰出版的《历代藏经考略》一书中北宋《开宝藏》残叶

历经南北朝与隋唐，汉文佛教经典日益丰富，形成历代将佛教典籍汇总成“汉文大藏经”的文化传统。宋朝以前，《大藏经》均以“写本”的形式流通。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大藏经更易于刊刻与传播，同时也推动了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世俗化。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开国登基后，一边防范武官、加强“文治”，一边以重视佛家经典的理性方式重塑君权“神圣性”。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敕雕《大藏经》，亦称《开宝藏》，成为我国首部官刻大藏经。自此，历代刊刻大藏经均被视为国家盛事。然而元明丧乱，多数版片散佚，加之民间私刻流通，版本芜杂，错讹难免，亟需一部新的官修大藏经以正视听。

敕修缘起与雕造规制

清廷入主中原后，深谙“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道，视大藏经为维系多民族统治、稳定社会人心的“官方教科书”，雍正、乾隆二帝更是将刊刻藏、蒙、汉、满四种文体大藏经视为治国安邦之盛举。《乾隆版大藏经》沿袭汉文大藏经体例，以《千字文》字序编号，从“天”字至“机”字，共用724字，每字一函，每函十卷（册），经折装，每卷皆以《千字文》字序编号。每函经的第一册扉页，都精心绘制了释迦说法图与万岁牌，而最后一册的尾页则塑有护法的韦驮，这些画面均以白描手法雕刻，既庄严又生动，充分展现了当时版画艺术的精湛技艺。

《乾隆版大藏经》首函书册

《乾隆版大藏经》的《龙藏》之名，不仅源于其版式间的龙纹栏饰，更因其奉雍正皇帝御旨雕造，举全国之力而成。据《乾隆版大藏经》卷首所载，雍正十一年四月至十三年七月（1733—1735年），雍正皇帝亲自编纂《御制总序》等8篇序文，序文中阐述了刊刻的缘由与意义，强调佛教经典对于教化民心、辅助治道的重要作用。

《乾隆版大藏经》不仅是清代唯一官刻，也是中国最后一次官刻汉文《大藏经》，是我国历代汉文《大藏经》中收录最丰富、规格最为豪华、卷册数量最多的一部，内容完整地汇集了印度佛教经典译作，并收录了自古以来的佛教理论与历代高僧略传等。目前，《乾隆版大藏经》木经板是世界范围内仅存的两套汉文佛教大藏经雕版之一，整套经板保存基本完整，弥足珍贵，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价值、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内府刊刻的良材精工

《乾隆版大藏经》卷帙浩繁，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当时设立了刻藏的组织机构“藏经馆”，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任“总理藏经馆事务”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乾隆版大藏经》经板

为确保经板传世久远，清廷对材质与工艺制定了严苛标准。《乾隆版大藏经》经板要求选取优良的梨木板材雕刻而成。因所需板片要求高，尺寸厚大，于是派内务府官员到山东采买，但无法满足需要。后又下令山东督抚向出产梨木各州县征集板材，高价采买，同时强调“梨木惟秋冬收脂时采买锯板，方得平整不翘”。据清宫《内务府活计档》及《清敕修大藏经》等文献记载，其经板选用整块上等梨木，禁用拼合板材及带肿节、潮湿之材。在制作工艺上，工匠采用阳文反字雕版技法，于版面刊刻反向楷书，刷印后即为正向正字。尤为独特的是，为防止木板开裂虫蛀，经板四周施以披麻挂灰工艺——即在版侧包裹麻布并髹漆封护，现存故宫博物院藏经板实物尚可见此工艺痕迹。其雕版书法之端严、镌刻技艺之精湛，是清代内府刻书的杰作。

编写：北京市档案馆展览陈列处 汪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