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12个伸手够不到顶的书柜“拍回家”，要多久？

答案是33年。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西夏文献书柜。

总计33册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最后一册，即将在明年面世。里面装的黑水城文献，不仅被学界认为可以和“敦煌藏经洞”文献相媲美，也让一个没有正史的王朝——西夏，第一次这样集中地留下了自己的笔墨。

西夏是中国11至13世纪建立的大夏国的别称，雄峙西北近两个世纪。但西夏灭亡后，元朝没有修西夏国史。西夏文字逐渐变成无人使用的死文字。甚至20世纪以前看不到一本西夏人自己编写的典籍。

“西夏文化研究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长期以来发展缓慢，成为中古历史研究的难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说。

空白被黑水城出土文献填补了。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附近的黑水城，盗掘出堆积如山的各类书籍、档案、艺术品……9天内，他们用骆驼运走40箱近万件文物。俄藏黑水城文献占出土西夏文文献的90%以上，但问世80多年里中国学人都无缘接近。

1993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共同编辑、出版俄藏全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

这是迄今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之一。

涅瓦河畔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标记着西夏特藏的12个书柜里，存放的文献总页面据估超过13万。

为了把它们“拍”回来，整理小组四次赴俄。

几个人的行李箱塞了3台相机、20个闪光灯、2000多个胶卷，还有显影粉、定影粉。因为超重，还被机场罚了款。

刚去时，俄方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作为项目主持者和主编之一，史金波特别着急，“我们干嘛来了？是为中国的西夏研究拿材料来了。12个柜子摆在那，那是我们西夏研究的生命线，算算时间，多少次才能弄回去？”

商量了几次，对方终于同意以支付加班工资为条件延长两小时工作时长。早上9点，开门的人还没到，整理小组就堵在门口了。

俄方提供的西夏文献目录有8000多个编号。一个编号可能是一页文献，也可能是十几米长的卷轴，半个手掌大的残片，甚至是一双“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严克勤拍过一个鞋样，是当时的人把经卷、文书当废纸粘在一起剪出来的。这些“废纸”也成了他们的宝贝。“哪怕是有一个小字，我们也要给它拍下来。”

1997年，史金波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整理西夏文文献。本组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整理小组每天至少要拍20到30卷胶卷。遇到阴天，早上进去天是黑的，晚上出来也是黑的，“一天也不知道外面是晴还是阴”。

没有暗房，他们就在浴缸里冲洗胶卷。第二天再拿去比对，怕漏拍也怕有瑕疵。只有俄方的研究所休息，他们才会停下来。

每次上飞机前，《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责任编辑蒋维崧都把底片装进一个小提箱，贴身带着。他说，万一出事，什么都可以丢弃，就是不能少了底片。

最终，12个书柜化身近3万拍的底片，回到中文世界。绝大多数是首次发表。

整理小组成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左起依次为蒋维崧、聂鸿音、严克勤、史金波）

《木兰辞》里有这样一段：“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为什么军书会有十二卷？为什么卷卷有爷名？

汉文史书中并不乏对军籍的记载，但过去没有发现过古代的军籍样本。研究者从西夏文社会文书中发现了50多件军籍文书。

“看了西夏的军籍以后，就知道军籍什么样子，有的每年登记，有的每三年登记，登记多了。确实可能‘卷卷有爷名’。”史金波解释道。

《俄藏黑水城文献》里，不仅有军籍等珍贵的西夏文社会文书，还有汉文本已失传的吕注本《孝经》《类林》、西夏文佛教文献、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提供过硬证据的活字印本……

“可以说没有这套书就没有现代的西夏学。”史金波说。

已出版的部分《俄藏黑水城文献》

西夏学者白滨做过统计，20世纪初至80年代，国内出版的西夏学专著、论文集和译著，只有十数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数字划出一个陡峭的上斜线——每年近三部。到新世纪的最初6年，年均出版已经近10部。

“我初入行时，西夏学还是‘冷门绝学’。现在不一样了，国家重视，人才培养梯队完备，我国也已发展成为国际西夏学的研究中心，具备了一定话语权。”史金波说，“这是我们国家学者的特殊责任，不能回避的。”